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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值金牌论”——一种偏离观念的矛盾分析

      《辞海》对极值的定义是“极大值和极小值的统称。”在人的思维领域,可以将“极值思维”理解为“过度重视和完全忽视”。即偏离了正常的认知观念,对某一“事物”持有极端的态度,就像以往哲学家将大家的身体缩小到原子或放大到宇宙一样,都是背离了事物本身固有的存在形式。具体到“极值金牌论”而言,它表现为两种思维形态:“唯金牌论”——过度重视金牌效应;“弃金牌论”——完全忽视金牌效应。“唯金牌论”可以理解为:金牌体育(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相比,要更关注前者,即竞技体育优于群众体育;“弃金牌论”则表现为更关注后者,即认为群众体育优于竞技体育。一般而言,“偏离”一词与“越轨”相近,二者多应用于社会学中,并且可以进行替换。而“越轨”显性的含义为一种行为取向。笔者研究的主要内容为一种极值的金牌观念,即一种思想,一种认识,而非一种行为取向,所以将“极值金牌观念”定义为一种“偏离”的观念。
      对一种偏离行为或观念进行研究,社会学家主要以实证主义与建构主义两种理论为出发点,但无论是实证主义视角还是建构主义视角,二者都是以一种相对主义视角对偏离行为或观念进行分析,因此都存在一定的缺陷与不足。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所包含的唯物辩证法主张以联系的、矛盾的、发展的观点看待问题,这为正确认识事物提供了方向。本研究即以辩证法为引导,以矛盾理论为视角对“极值金牌论”进行分析,并将辩证法基本主线(联系观、发展观)贯穿其中,旨在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奥运金牌观,从而使“金牌体育”与“群众体育”更好地结合起来。
中国发展各阶段的特殊性决定了大众对获取奥运金牌的看法不同
      每一个事物的发展过程都具有特殊性,事物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所表现出来的具体矛盾也各不相同。恩格斯指出:“一切划时代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这充分说明一种社会形态的产生取决于那个时代社会实践发展的需要,因而社会观念也必然随着不同时代社会实践的发展程度而发生改变,对于具体问题大家要做到具体分析。时代与社会的变革决定着现今体育的发展方向与趋势。从许海峰击落第一枚奥运金牌到现在,竞技体育举国体制已陪大家走过了近四十个春秋。在这期间,受我国社会发展程度以及各个时期的各类矛盾影响,奥运金牌观念经历了从最初的“唯金牌论”到现今流行的“弃金牌论”的认识过程。
1.1  “唯金牌论”观念的形成与发展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受政治、经济、学问、外交等因素影响,我国决定敞开国门实行改革开放。在这期间我国积极与世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但在经历各种“动荡”局面后,当时我国各方面综合实力与世界各个强国相比,仍然存在很大差距。为了更快地得到世界各国的认同,中国将体育战略选择放在了奥林匹克运动会赛场上,集中全国优势资源,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来发展竞技体育,其主要目的是:(1)培养出更具优势的运动员,以在国际赛场上争金夺银;(2)鼓励和激发中国国民的爱国主义热情和国家荣誉感,增强民族凝聚力;(3)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让更多的国家乐于与中国建交,实现共同发展方略。后来的事实证明,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实行确实做到了这点。从1984年洛杉矶奥林匹克运动会到2008年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竞技体育实现了腾飞,从取得15枚金牌到51枚金牌,虽然其间也经历了一些挫折(1988年“兵败汉城”),但总体上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但过度追求奥运金牌的弊端也显而易见,它导致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发展失衡,群众的体育权力受到了损害。
1.2  “弃金牌论”观念的形成与发展
      2008年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以51枚金牌成绩成功登上奥运最高峰,这充分证明了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优越性。国际奥委会主席雅克•罗格(Jacques Rogge)在闭幕式上这样评价道:“这真是一届无与伦比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成功不仅仅体现在筹备、举办方面,这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对我国其他各方面所带来的影响也是无与伦比的。它在让世界见证中国竞技体育实力的同时,也让国家认识到了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协调发展的重要性。2014年中纪委巡视组对国家体育总局党组的巡视意见中提出:“金牌至上的政绩观扭曲了体育精神的问题”,这也表明了国家对待“唯金牌论”的态度与观念。在这些综合因素影响下,“弃金牌论”在当下便悄然而生。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产生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奥林匹克精神学问得到广泛传播,人民群众素养间接得到升华;我国综合国力大大增强,基于政治目的的奥运参赛观念弱化,“唯金牌论”观念退化;世界局势相对稳定,各个国家之间的关系相对和谐,代表国际奥林匹克精神的“大体育观”(介于两种极值金牌观念之中,可以理解为是一种既看重金牌效应又重视群众体育的思想观念)更加深入人心;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将更多的注意力由竞技体育转向与自身健康关系更为紧密的群众体育。
      2015年2月6日,体育总局官网刊发通知:“对全运会等全国综合性运动会只公布比赛成绩榜,不再分别公布各省区市的金牌、奖牌和总分排名的具体要求和内容没有任何改变。”2017年9月,在天津刚刚落下帷幕的第十三届全运会也明确遵循了这一规定。主办城市以“全运惠民,健康中国”为主题,未对奖牌榜进行统计与公布,这在无形中让全运会回归到“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初心,成为大多数群众运动健身的舞台。
“极值思维”下的金牌观念普遍存在,利与弊贯穿于中国体育发展过程的始终
2.1  “唯金牌论”的利与弊
      “唯金牌论”观点的盛行迎合了上世纪后半叶我国综合实力较弱的国情,彰显了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优越性,但仅仅依靠政府的投入必然会影响社会、企业、团体、个人参与体育的积极性,致使体育发展的内在活力大大减少;增加了竞技体育国际赛场竞争实力,但导致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学校体育发展脱节、失衡;激励了运动员争夺第一的“向金力”,促使运动员由“绝对的意志”向“相对的身体”发起挑战,但忽视了运动员因过度训练而造成的身体损伤、科学学问素质低以及退役后不完善的就业保障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群众体育的普及,但对人们的体育行为无影响,没有直接改善人民的体质状况;增强了民族体育自信心,但使外围群众形成了一种畸形的金牌观,对运动员过分希望而又过分苛责。
2.2  “弃金牌论”的利与弊
      “弃金牌论”观点迎合了当下我国综合国力大大增强的国情,但政治因素弱化下的竞技体育在国际赛场上的成绩接连下滑;转变了人们传统的金牌观念,弱化了金牌的影响力,但可能使人们形成一种“散漫”的心态,影响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凝聚力;表现了一种豁达乐观的人文情怀,但没有看到国家为获取金牌耗费大量人、财、物后投入与产出的失衡;谴责了“7亿争一金”的竞“金”体育,但没有看到体育明星崇拜下巨大的群众带动效应;减轻了政府在竞技体育举国体制下的舆论压力,但没有看到美、英、日等国都在为奥运竞赛而倾力筹备;凸显了奥运竞技服务于整个世界的整体观,只是片面地强调和谐观,没能从根本上保障大众身心健康和促进群众体育的现实发展。
在中国体育现阶段主要矛盾背景下“弃金牌论”是否恰当
3.1  我国距成为世界体育强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大家之所以将2008年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举办视为一种巨大的成功,究其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我国在金牌获得量上超越了美、俄、英等传统体育强国,而这,也标志着以举国体制为管理模式的中国竞技体育终于站上世界之巅。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结束后,中国体育将要从“金牌大国”、“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但这一进程却是矛盾的,因为“金牌大国”仅仅意味着金牌数量上的累加,“体育强国”则更需要“金牌质量”,以及竞技体育和大众体育协调发展。
      “体育强国不仅是竞技体育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群众体育事业的发展水平,也是体育强国的主要的、重要的标志。”实际上,我国的体育人口,如果不算在校学生,那就连10%都达不到。虽然没有完全意义上的统计,但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体育人口比例甚少。田径、游泳、三大球是体育强盛的主要指标,也是评判中国体育强国的决定因素,是中国体育甚至整个体育转型发展的主要方向之一。以近三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为例,美国在这几个主要项目上的绝对优势,其争金夺银的实力不容置疑;英国虽然在游泳、三大球项目上与我国竞技实力相比不相上下,但其在田径项目上的实力不容忽视,近三届奥林匹克运动会成绩更是稳步提升,占据金牌榜前三甲;中国在这几个项目上的实力有待提高,要想与美国在奥运赛场上相抗衡,除了保持住传统优势项目外,还应在这几个项目上加大力量投入。笔者认为,早日实现“体育强国”目标,第一阶段需完成“金牌大国”向“金牌强国”的过渡;第二阶段则是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转变。总体而言,中国迈向体育强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弃金牌论”的论断不适用于当下中国体育的发展阶段。
3.2  受历史、政治因素影响,我国将在2020年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上面临巨大的舆论压力与竞技挑战
      体育是国家意志的表达工具。任何体育运动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存在的,它不可能脱离特定社会意识形态的控制。既使国际奥委会也不能摆脱它的政治倾向性,即通过权力实现政治目标。当竞技体育涉及到政治与民族矛盾,大家应坚持怎样的奖牌观念,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2020年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将在三年后如期而至,我国人民会以怎样的心态关注这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成为判别大家国家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参考因素。如果大多数群众还抱以“弃金牌论”这种观念,在日本东京主场大家不计得失,一旦我国在奥运金牌数量上落后于日本,这必将成为一个巨大的舆论焦点。
      近几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的竞赛成绩接连下滑,而日本奥运成绩则基本呈上升趋势。对比伦敦奥林匹克运动会和里约奥林匹克运动会,短短四年日本的金牌数就增长了近一倍。从体操项目上看,我国在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有11金、2银、5铜,而里约奥林匹克运动会急速下降到0金、1银、4铜,成绩下滑幅度之大令人忧虑。但日本近年来在体操项目的筹备上很是积极,竞技体操项目一直是其传统优势项目,近三年更是有10个日本运动员的独有动作申请命名成功。从其他项目来看,2015年9月,日本将棒垒球、攀岩、轮滑板、空手道及冲浪五项列为新增项目候选名单。除轮滑板、冲浪外,其他三个项目都是日本的传统优势项目,而棒垒球更是时隔12年重回奥林匹克运动会,上一次最终夺冠也是日本。此外,日本为筹备这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出台了一系列举措,如改革体育机构,设立“2020年东京奥运残运会推进室”;加大财政经费投入,重点培养精英运动员;发掘青年运动员,增强奥运竞赛的后备力量等。
现阶段体育发展中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规定了体育的性质要为全人类服务
      矛盾双方的力量往往是不平衡的。其中,处于支配地位,起着主导作用的一方,就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体育作为全人类所共有的学问,其存在的本质就是要服务于人民、满足于人民,为促进全人类的身心健康发展做出贡献。
4.1  我国现阶段主要矛盾要求国家要为满足人民休闲、娱乐、健身等需求而不懈努力
      体育运动的核心价值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促进人们的身心健康,使人的肌体保持一种平衡的状态,表现出人的身体的活力;二是培养人们的精神健康,塑造人们的精神状态。从其核心价值来看,当前我国存在于体育领域中的主要矛盾可以理解为“人民日益增长的健康、保健、运动、娱乐需求同群众体育场馆不足、公共效率服务低下、设施陈旧、观念落后以及政府低投入等之间的矛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在获得巨大成功的同时,虽然对群众参与体育的积极性有所提升,但群众体育的开展在许多地方仍然捉襟见肘,步履维艰。近些年先后出现的各类广场舞扰民现象与为征占公共体育场地而发生的群众斗殴事件等就是例证。根据国家体育总局2015年的数据统计,我国目前人均体育场地占地面积为1.57m2,不及美国相应数值的1/10,也不及日本的1/12。从第六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数据来看,截止至2013年底,全国共有体育场地169.46万个,平均每万人拥有体育场地12.45个,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平均每万人拥有体育场地200多个有很大的差距;同时,我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口比例也不是很高,只有33.9%,然而在欧美等国家,这个比例都在40%以上。
      在群众眼里,竞技赛场上得一枚金牌或者丢一枚金牌相比自己的健康可能都不是那么重要,而国家发展竞技体育的主要目的也是通过竞技体育最终带动群众体育的发展。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开展群众体育和发展竞技体育的最终目标是一致的。孙中山先生曾指出:“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是政治经济的中心任务。”群众体育是民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有效的实现手段,所以群众体育的开展既是安民之道,也是民生之源。毛爷爷在《体育之研究》中也提到:“夫命中致远,外部之事,结果之事也。体力充实,内部之事,原因之事也。体不坚实,则见兵而畏之,何有于命中,何有于致远?”如果将这句话应用于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的关系中,则可以理解为国人群众体育为内部之事,奥运竞技体育为外部之事,内部群众身体苶弱,如何能在外部竞赛中获取更好的成绩? 这也充分体现出群众体育对竞技体育潜在的内在影响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大大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是高度重视关心体育工作,积极谋划、推动体育事业改革发展,并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的深度融合。这正是利国利民的功德之举。
4.2  国际奥林匹克主要精神内涵要求竞技体育为人民大众体育服务
      在《奥林匹克宪章》中有关“奥林匹克主义的原则”的条款中描述到:“每一个人都应享有从事体育运动的可能性,而不受任何形式的歧视,并体现相互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的奥林匹克精神”。这充分表现出奥林匹克竞技运动的“大同”思想,其目的是将少数精英运动员在赛场上表现出的顽强拼搏、友谊、团结与公平竞争的精神传送给世界,以促进世界各国和平相处,共建和谐世界。然而一些国家只片面看到其巨大的政治影响力,利用竞技赛场上争金夺银的实力宣扬本国种族优势、制度优势、学问优势与经济优势等,试图以体育代替枪炮,彰显强国霸主地位,进而威胁世界稳定局势。奥运金牌面向全世界开放,一国的竞技实力决定了其获取金牌数量的多少。可能一些项目上会存在体育强国的“金牌垄断”现象,这也是无可厚非的。只要参赛运动员将奥林匹克“大体育观”精神正确地传递出来,则达到了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真正目的。以此为基础,“唯金牌论”与“弃金牌论”两种金牌观念均有偏颇之处,都是一种极端论思想。不仅理论上错误,而且行动上有害。
结语
      现代奥林匹克创始人顾拜旦于1936年提出“奥林匹克运动会重要的不是取胜,而是参与;生活的本质不是索取,而是奋斗”“参与比取胜更重要”等口号。虽然大家不能断章取义地将其口号理解为“重在参与”,但“战斗与凯旋都重要”“战斗重于凯旋”显然才为其本意所在,因此,大家应该树立正确的奥运金牌观念。既要鼓励运动员在奥运赛场上努力拼搏为国争光,又要树立“大体育观”思想,把更多的关注点放于群众体育发展上,让更多的人参与到体育运动中去。同时,要认识到,对金牌的追求,对竞技体育的追求,必须建立在提升全民体育运动的参与上。群众体育发展水平的高低是影响竞技体育发展的重要因素,竞技体育的强势回归则又会带动群众体育发展的积极性。两种“极值金牌论”是立足于不同的历史阶段而形成的倾向不同的金牌观念,但推进体育发展的初衷不改“以人为本”“健康第一”,在这一点上,二者具有一致性。随着时代的发展,对金牌论在肯定与否定基础上的再否定则为“唯金牌论”与“弃金牌论”的交互式衔接,即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达成相辅相成式的存在与发展,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般并存于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的大潮之中。只有这样,也只能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促进我国体育精神学问水平的不断提高。
 
——摘自:解忍,张晓丽,王新雷,“极值金牌论”——一种偏离观念的矛盾分析——《体育研究与教育》,2017.05

生涯发展理论下我国运动员职业引导工作的路径构建

      随着2008年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成功举办和2022年冬奥会的成功申办,近年来,我国竞技体育在国际赛场的成绩不断刷新历史纪录,群众体育和全民健身运动蓬勃发展,体育产业更是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体育事业正在习大大总书记提出的“体育强国梦”的指引下砥砺前行,为伟大“中国梦”的实现提供健康的人力保障和经济快速发展的新动力,更为国际交往和认同提供了新渠道。但是快速发展的同时,一些制约发展的问题也随之产生。例如,运动员成长过程中的心理问题未能及时疏导,给其职业生涯发展带来不利影响;由于职业生涯发展规划缺失,导致运动员时常陷入职业发展困惑,退役后还会遇到转型就业的困境。这些是典型的竞技体育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运动员人力资源开发和管理方面的问题,给我国运动员职业引导工作提出了挑战。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以及体育改革与发展进程的加快,运动员职业引导工作的研究与实践应该引入新的理念,采用新的方法。
生涯发展理论下我国运动员职业引导工作的理论分析框架
1.1  生涯发展理论的提出及内涵
      20世纪50年代,舒伯在差异心理学、自我概念理论、发展心理学以及有关职业行为发展方向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生涯发展理论,并在此后不断发展与完善该理论。
      舒伯认为人的生涯发展由三个层面构成:一是生涯发展阶段。以年龄为依据,将人的职业生涯发展进行了阶段划分:包括成长(出生—14 岁)、探索(15—24 岁)、确立(25—44 岁)、维持(45—64 岁)和衰退(65—死亡)五个阶段。每个阶段的职业发展都有着不同的特点和任务,前一阶段职业发展任务的完成情况直接影响后一阶段职业生涯的发展。二是生涯发展的广度。指人的一生所要扮演的九种不同的角色,即儿童、学生、休闲者、公民、工编辑、夫妻、家长、父母和退休者。伴随年龄的增长,这些角色会相继出现,且在很多发展阶段会出现几个不同的角色互相交替同时出现的情况,角色之间相互作用。三是生涯发展的深度。指个体扮演每一种角色所投入的程度。生涯发展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动态的不可逆转的过程,过去是现在的一部分,现在又影响未来。一个人现在的行为和对未来的希望都会对其生涯发展产生影响,生涯规划与职业引导就在协助和促进个体生涯发展的过程之中实施。
1.2  生涯发展理论下我国运动员职业生涯发展分析
      舒伯的生涯发展理论推动了单纯的职业引导向生涯规划与职业发展引导的转变,适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强调以动态发展的眼光来审视和研究个体的职业生涯发展。对于运动员的职业引导,应该以全程化、动态的生涯规划和引导理念,针对其生涯发展不同阶段的特点和任务来开展工作。
1.2.1  运动员职业生涯的成长阶段
      对照生涯发展理论的五个阶段,10岁前后到14岁这个年龄段的小运动员,由于运动天赋和个人兴趣,即开始了最初的运动员职业的选择,当然这个选择包括主动选择和被动选择两种情况。这个阶段,他们一般在少儿体育运动学校等基层单位从事职业训练,并在这个时期逐步建立起自信和自我的概念。对于很多偏年轻化的运动项目来说,这个阶段开始得可能更早,比如游泳、体操等项目的小运动员在5、6岁时就已经开始职业化运动员的训练了。这个阶段的主要目标是发现和培养运动员的运动天赋和能力。
1.2.2  运动员职业生涯的探索阶段
      15—24岁是运动员职业生涯的重要阶段。这个时期的运动员通过长期、系统、规范的运动训练,可以理解为“职业培训”,逐步完成了自我学习、自我考察和角色的鉴定,从而职业倾向性逐渐凸显,进而完成职业选择的探索过程。到了20—24岁,对于有些项目,年龄可能更小一点儿,一些优秀的运动员在该运动领域便逐渐崭露头角,真正意义上从事某种职业。基于舒伯生涯发展理论的观点,运动员在其生涯探索阶段的职业发展任务完成情况,直接影响其职业生涯确立阶段的意识与行为以及职业发展情况。所以,此时的职业引导重点在引导运动员树立职业意识,对自己的职业生涯发展开始设定明确的发展目标,并帮助其围绕目标进行具体规划。而对于此年龄段的运动员来说,所扮演的角色也主要以运动员、学生为主,无其他角色任务的负累,更有利于其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运动训练和学习成长之中,为实现下一阶段乃至未来职业生涯的良好发展做准备。
1.2.3  运动员职业生涯的确立阶段
      大多数运动员到了25—30岁这个年龄阶段,心理上更加笃定自己的职业选择,对职业的专注度达到最高,职业目标更加明确,即冲刺更好的运动成绩。也是在这个阶段,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伤病的增加,运动员的训练和竞技状态可能出现波动甚至下滑的困境;伴随而来的可能还有婚恋需求、家庭责任等方面带来的除运动员身份以外的更多角色的交替出现,也会影响其对运动员角色的全情投入,当然也可能起到促进作用。这个阶段的运动员正在接受考验,其职业生涯可能进入一个曲折的关键时期。此时的运动员需要及时调整身体、心态和训练计划,重新定位自己,突破转折期,实现更好的生涯发展。能够做到的运动员,日后可能成长为该项目的佼佼者;但是,很多运动员由于各种原因而早早放弃,提前进入运动员职业转换过渡期,面临职业的转型,重新确立自己的社会角色。按照舒伯的生涯发展理论,这部分运动员已经进入到职业生涯的下一个阶段。对于处在职业生涯确立阶段的运动员,需要更多的职业引导方法和工具进行干预,尤其是心理问题的疏导,包括信心的重塑和观念的转变两个方面。引导过程中可能还会用到一些测评App和量表等工具。一旦心理的问题解决了,运动员就能够平稳顺利地度过这个阶段,促进职业生涯的良性发展。
1.2.4  运动员职业生涯的维持阶段
      到了40多岁的年龄,多数运动员都失去了年轻才具备的充沛体力、旺盛精力和良好竞技状态。此时的运动员,甚至应该更早,为自身的职业转型做好规划和各项准备,比如参加综合素质培训、职业转型培训、就业创业技能培训等,这是本阶段职业引导工作的重点,也是目前各级体育部门做的比较好的一项工作。根据舒伯的生涯发展理论,职业生涯的发展是一个持续发展不可逆转的过程。对运动员来说,职业生涯发展到维持阶段,之前作为运动员的职业经历和人生积累,对其现在和将来的生涯发展有着深远影响。此时的运动员要接受现实,向前看,以健康积极的身心状态,谋划职业生涯的后续发展,迎接未来的人生挑战。
1.2.5  运动员职业生涯的衰退阶段
      对于运动员来说,衰退阶段意味着运动生涯的结束,职业生涯的延续。退役,是每个运动员不得不面对的现实,运动员职业的特殊性和运动生命的有限性又使得这一阶段来的比其他职业早很多。如何顺利实现职业转型,在退役后更好地实现自己的价值和生涯发展,是这个阶段运动员的主要任务。职业引导工作更是围绕这个主旨有一系列工作要做,包括为运动员提供就业形势和政策先容、就业创业信息咨询、求职就业引导、就业实习实践及就业岗位推荐、创业扶持等。对于这个阶段的运动员来说,他们作为运动员的角色逐步弱化,而其在退役后进入新的职业领域和所面临的更加广阔的生活空间,会赋予退役运动员更多的角色担当,这些角色紧密相关并共同影响未来的职业生涯发展。
      很多优秀运动员退役后实现了职业生涯的更好发展,成为运动员转型就业的典范。比如,牟家慧是吉林省一名普通的武术套路运动员,2006年进入专业队,曾在国际武道大会上包揽女子南拳、女子南刀、女子全能三项冠军;在全国武术套路冠军赛中,获传统项目女子八级拳冠军等殊荣,是国家级运动健将。2010年因伤停训进入职业转换过渡期,此时的牟家慧没有灰心丧气,而是积极调整心态,认真进行康复训练。在过渡期积极参加了吉林省体育局和国家体育总局举办的多个就业创业技能培训班,用常识武装头脑,通过学习给自己充电,认真思考并规划未来的生涯发展。通过参加吉林省体育局举办的退役运动员创业培训班,刚20岁出头的牟家慧萌生了创业的想法。通过调研走访,查询资料,在职业引导师及创业导师的引导和帮助下,牟家慧制定了详实的创业项目可行性报告和创业计划书。正式退役后,牟家慧在国家退役运动员创业扶持基金的资助下,实现了自己的创业梦想——创办了“长春市问鼎击剑服务有限企业”,在当时填补了吉林省击剑项目的空白。从最初走进学校的公益课堂到成立击剑俱乐部再到举办击剑赛事,期间经历了合伙人撤出、没有培训场地、交不起房租、请不起教练的窘境以及父亲病故、结婚生子等重大人生经历,牟家慧都没有放弃,不断学习,一路向前,一坚持就是七年。2016年牟家慧的企业更名为“吉林省问鼎体育学问发展有限企业”,业务进一步拓展。如今的“问鼎击剑”已经跟长春市天津路小学达成击剑进校园的长期合作,俱乐部也进驻吉林省最大的体育商业综合体“雪立方运动摩尔”。牟家慧的角色也由单一的运动员转变成了老板、教练、妻子、妈妈、女儿等多重角色。牟家慧的职业生涯在自我职业规划和在外职业引导的共同作用下,得到了更好的发展。这跟她宝贵的运动员经历以及长久以来形成的不服输的意志品质还有自身不懈的努力分不开,也与吉林省体育局在运动员职业培训、职业引导与规划、创业帮扶等方面做的大量工作密不可分。
运动员职业引导工作中引入生涯发展理论的必然性分析
      舒伯提出的生涯发展理论,在解决劳动者就业困境及职业发展困惑的过程中显示出很好的运用效果。运动员由于长期处于相对封闭的训练环境,再加上伴随其成长的比较突出的学训矛盾,导致他们对社会不够了解,学问水平较低,缺乏除了运动技能以外的就业技能,使得运动员退役后再就业困难重重。退役运动员的职业发展和转型就业问题亟待解决。那么,借鉴已有经验,研究如何运用生涯发展理论来引导运动员的职业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1  引入生涯发展理论是运动员职业引导工作发展的必然趋势
      运动员是竞技体育宝贵的人才资源,他们在役时为祖国的荣誉和个人的梦想而努力拼搏,奉献青春;他们退役后的生存和发展也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以及社会各界越来越多的关注。近年来,各级体育部门围绕如何做好运动员保障和促进运动员职业发展方面,在政策制定、经费投入、工作团队建设等方面做了一系列基础性工作,社会各界也以各种方式提供现实支撑和帮助。尽管如此,运动员的职业发展和转型就业仍然存在诸多方面的问题和困难需要解决。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应该是运动员职业引导工作水平亟待提高,这也是构建更加完善的运动员职业发展和保障工作体系的需要。
      运动员的职业生涯发展具有明显的阶段性,他们在每个阶段呈现出来的身心发展特点及所处的外在环境都有所不同,当然各阶段的生涯任务也会有所不同。做好职业引导工作,对于运动员的职业发展和退役后的转型就业是非常重要的,甚至关系到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和未来“体育强国梦”的实现。那么引入生涯发展理论,按照运动员职业生涯发展不同阶段的特点和任务,帮助运动员进行合理的职业生涯规划,便是运动员职业引导工作发展的必然趋势。
2.2  引入生涯发展理论是促进就业形势向好发展的迫切要求
      一方面,全球的经济发展态势仍然在低迷徘徊,金融遇冷、房地产下行、汽车制造等行业持续不景气,以IT为代表的高科技也进入行业洗牌阶段,这些都导致用人招聘减少;另一方面,全国每年3000—4000名退役运动员的就业刚需与劳动力市场对体育人才现实需求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目前的状况是,随着体育产业的快速发展,体育人才结构性矛盾越发突出,劳动力市场对于精通管理、综合能力较强的体育技能型人才有着十分强烈的需求,而对于刚刚退役的毫无社会及职场经验、综合素质相对较弱、仅通晓某项运动技能的运动员,则需求较少。
      推动就业形势向好发展已是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迫切需求之一,虽然运动员群体人数不多,但是社会影响大、关注度高,因此,做好运动员职业引导工作,对于解决结构性失业问题,具有积极的促进意义。树立“运动员为本”的理念,从其生涯发展各个阶段的特点和任务着手,引入生涯发展理论来引导实际工作,是提高退役运动员就业满意度和创业水平的必然路径,更是实现运动员向“社会人”转变、促进就业形势向好发展的迫切要求。
2.3  引入生涯发展理论是实现运动员个人全面成长和职业更好发展的客观需要
      在中国,长期沿袭下来的运动员培养模式和相对固化的成长环境致使运动员的个人成长和职业发展几乎完全依托于组织的培养、教练员和领队等工作人员的引导。运动员缺乏自我认知,职业意识淡薄,更谈不上对自身进行职业生涯的规划和职业发展的自我引导。因此,在一定时期内,我国运动员的个人成长和职业发展客观上还是要依托体育部门的运动员职业引导工作。做好这项工作,势必要引入生涯发展理论,运用理论更好地分析运动员职业生涯发展各个阶段的特点和任务,进而帮助运动员进一步了解自我,树立职业生涯规划的理念,促进个人全面成长和职业更好发展。
当前我国运动员职业引导工作存在的困境分析
      为了帮助运动员实现更好的职业生涯发展,体育部门在运动员职业引导工作上下了不少功夫。但是,从目前的实践经验来看,运动员职业引导工作效果并不理想,工作存在一些困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1  缺乏职业生涯规划意识,导致运动员职业引导的相关工作滞后
      职业生涯规划和职业引导的概念在我国提出的本来就比较晚,面向运动员群体开展相关工作就更晚了。可以说,在运动员中知道这个概念的人相当少。目前,我国运动员的培养模式,决定了运动员训练时间大量占用学问课学习和自我学习的时间,很难保证学习的连续性和良好效果。长此以往,导致运动员学问基础差、思维相对落后,很难产生自我职业规划的意识,更不具备自我规划的能力;甚至有些管理者、教练员和领队对职业生涯规划的概念也了解不多,大家更加关注的是运动成绩,对于运动员职业生涯规划的意识淡薄,导致职业引导相关工作滞后。近年来,体育部门对运动员的职业发展越来越重视,职业引导工作也逐步开展起来,但是往往是在运动员已经进入职业转换过渡期或者退役后才进行干预,效果自然大打折扣。
3.2  运动员职业生涯发展规划缺失,导致运动员职业引导工作缺乏系统性、科学性和连续性
      职业生涯发展规划是运动员职业引导工作的重要内容。一方面,运动员自身要有这个意识,并实践它;另一方面,需要具有扎实理论基础和丰富实践经验的专业人员来引导和帮助运动员实施。以往,管理者、教练员、领队一定程度上充当了运动员职业生涯的引导人员。但是,由于训练时间紧、强度大,他们实际上不可能再寻求更多的时间对运动员的职业发展进行系统全面的规划,且不说引导能力如何。即便有规划,也往往只关注那些运动成绩较为突出的运动员,且规划多半与其运动成绩和奖牌有最直接的关系,这样所谓的职业规划就显得非常狭隘。做好做实职业生涯发展规划,是运动员职业引导工作的有力抓手。缺乏规划的职业生涯是散漫的、随意的、无目标的,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导致职业引导工作缺乏全面科学的参照、有机系统的配合,生涯管理和职业引导的连贯性也难以保证,不利于运动员职业生涯的长远发展和职业发展问题的预防及规避。
3.3  缺乏针对运动员群体的专业的职业引导测评工具,影响了运动员职业引导工作的实施效果
      开展职业引导工作需要专业的理论做基础、专业的工具来支撑,更要有专业的人员能够准确地运用理论,恰当地使用工具,对测评结果进行客观的解读和分析。但是,目前我国还没有设立一个统一的测评标准,现有测评工具的质量良莠不齐。虽然社会上有不少面向更广泛人群的职业测评系统,但是没有针对不同的目标测试人群进行细分,测评工具泛化,缺乏针对性。例如,近年来很多省市体育部门都在使用的“蓝光就业服务平台”,这是一款相对不错的大众专业测评服务系统,但是实际给运动员做测评的反馈却是很多测试题目与运动员的职业和生活相去甚远,常常会出现理解偏差,导致测评受阻。另外一个比较明显的问题,是该系统给出的测评报告缺乏针对性,语言泛化,引导性不强。在职业推荐方面,更是普遍集中在钳工、修理工等偏体力的岗位,让一向骄傲的运动员难以接受,导致进一步引导不顺畅。实际上与其他职业相比,运动员职业具有一定的特殊性,针对运动员群体的职业引导必须要和其他人群区别开来,而没有一套针对运动员群体的专业的职业引导测评工具,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运动员职业引导工作水平和实际引导效果。
3.4  尚未建立健全专门的运动员职业引导工作平台,致使运动员职业引导工作缺乏有效的工作渠道
      在我国,由于运动员职业引导工作起步较晚,所以在当前及未来的一段时间内,都将作为运动员保障工作的一项工作内容存在,整合在体育系统现有人事部门或人事保障机构的工作范畴内。在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均不成熟的情况下,运动员职业引导工作并未从政策设计、组织机构、人员编制、经费投入、工作场所等方面得到专门的保障,即没有一个专门的运动员职业引导工作平台,在工作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缺乏有效的工作渠道,工作效果就难以保证。例如,针对个别运动员出现的特殊职业生涯困惑,在体育部门现有工作人员不能提供合理解决方案和专业引导意见的情况下,聘请行业资深的职业引导专家就非常必要。但是聘请专家的经费来源就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另外,对于职业引导,尤其是个体心理咨询和团体引导的进行,都对引导场所和环境有着较高的标准和要求,而体育部门的实际情况是能够达标的寥寥无几。有些地方的体育部门由于条件所限,此项工作还处于空白阶段,建立健全专门的运动员职业引导工作平台就更难了。
3.5  缺乏运动员职业引导全程化全方位的支撑系统,导致运动员职业引导工作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我国运动员职业引导工作主要由人事部门牵头,工作模式基本处于单打独斗的初级阶段,与其他部门没有形成系统有机、互通联动的工作运行机制,更缺乏全程化全方位的工作支撑系统,所以在工作过程中争取有关部门支撑和配合方面存在一定困难。例如,时常出现一种质疑的声音:“职业引导会不会扰乱军心?”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职业引导的目的是“稳定军心,促进发展”。显然这种信任和默契是需要大体育一盘棋、统筹规划、全系统运行作为保障的,然而实际的情况并不理想。除政府部门以外的社会、家庭、运动员个人的参与度也不高,直接影响了运动员职业引导工作的推进效果和持续发展的可能性。当然,这样一个支撑系统的建立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开拓创新并总结经验,这是一个漫长过程和系统工程。目前,做得较好的是职业引导人员培养和队伍建设。2009年国家体育总局人力资源开发中心将人社部门的职业引导师制度引入体育系统,几年来全国共培养了取得中高级职业资格的职业引导师500余名,还建立了运动员职业发展顾问团队,他们是运动员职业引导工作得以有序开展的人力保障和智力支撑。
生涯发展理论下我国运动员职业引导工作路径
4.1  将普及职业生涯规划概念、提高运动员职业生涯规划意识作为运动员职业生涯成长阶段的职业引导工作重点
      要想做好运动员职业引导工作,职业生涯规划的理念必须深入人心,要加强宣传和引导,上到管理者,下到教练员和领队,真正为运动员的全面成长和长远发展负责,把“全程化”的职业规划和生涯发展的理念融入到日常的训练、比赛和生活中,职业引导工作要贯穿到运动员生涯发展的各个阶段,而不是仅仅在运动员进入职业转换过渡期或者退役以后才开始进行。要尽早帮助运动员树立职业生涯规划的意识,在其职业生涯的成长阶段,就应该引导运动员自我概念的形成,激发运动员自我规划的自觉性、主动性和积极性,促使运动员能够实现积极、乐观的自我职业生涯规划。有条件的地区可以举办新进运动员入队仪式,通过入队仪式的形式将运动员职业生涯教育融入其中,帮助他们在入队之初就树立职业生涯规划的意识,主动对自己负责。近两年,安徽、陕西、云南、吉林等地区体育部门先后举办了运动员入队仪式,均取得良好效果;同时,注重对运动员家人传递职业生涯规划的理念,在运动员职业引导工作中调动家庭的积极作用。
4.2  帮助运动员在其职业生涯探索阶段制定符合自身特点的职业生涯发展规划,有效保证运动员职业引导工作的科学性、系统性和连续性
      运动员通过日常训练、参加比赛以及自我学习和观察,经历了从最初的基于需要、兴趣、能力和机会的试探期,逐步完成了对自我能力、角色以及从事职业的探索,形成了自我的概念和对职业的认知。职业生涯在这个时期正式开启,此时的运动员身体条件极佳,竞技状态和学习能力都处于升势。此时,为运动员制定全面的职业生涯发展规划来引导其当前及未来的职业发展至关重要。职业生涯规划的前提是对内外环境进行全面系统的评估,充分了解运动员的性格特征和兴趣爱好、身体条件和伤病情况、竞技特点与优势、精神状态与心理调适能力,合理安排其训练比赛、常识学习、休息娱乐等内容的时间,进而帮助运动员设定发展目标,包括方向性的长期目标和阶段性的短期目标,并围绕目标制定相应计划。根据规划的阶段实行情况,综合评估其职业生涯发展的前景、优势及困境,预测常规情况下其进入职业转换过渡期以及可能退役的时间;结合运动员的家庭结构、经济条件以及主要社会关系等情况,考虑其当前及未来生涯发展各阶段所扮演的角色,提出合理化的职业发展及转型建议。运动员的职业生涯发展规划必须由专业的职业引导人员、心理咨询师、管理者、教练员、领队、队医、家人以及运动员本人共同参与制定。当然职业生涯规划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职业的发展而动态调整,以更好地适应生涯发展的需求。有了规划,无论是运动员本人,还是各方面工作人员,对于运动员的职业发展,都能够做到心中有数,有的放矢,职业引导工作的科学性、系统性和连续性也得到了保证,有利于运动员职业生涯更好地发展。
4.3  开发一套真正适合运动员群体的职业引导测评工具,为做好运动员职业生涯确立阶段的职业引导工作提供技术支撑
      运动员职业生涯的确立阶段是其整个职业生涯发展的核心,做好这个阶段运动员的心理疏导和职业引导,关系到运动员个人的全面成长和职业生涯的长远发展,以及能否顺利实现转型就业。帮助运动员进行生涯规划和开展职业引导,必须确保其科学性、客观性和准确性,选择适合运动员的测评工具至关重要。在当前还没有一款专门适合运动员群体的职业引导测评工具的情况下,体育部门可以根据实际工作需要组织开发一款适用的测评工具。要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做到先了解运动员的职业特点和群体特征,确定其生涯发展需求和职业引导目标以后,再组织测评工具的开发。一方面要借鉴社会上已有测评工具的优点,规避不足;另一方面要充分挖掘和利用体育系统内部资源,比如让作为测评对象的运动员,还有管理者、教练员、领队等有关工作人员和体育方面的有关专家都参与到测评工具的开发工作中来,发挥他们熟悉体育工作、了解运动员的优势,这样才能保证开发出来的测评工具适合运动员使用,确保针对性和实用性,才能为运动员职业生涯确立阶段的职业引导工作提供技术支撑。
4.4  建立专门的运动员职业引导工作平台,为运动员职业生涯发展各个阶段提供专业的引导开辟工作渠道
      真正的职业引导对工作场所、工作内容、工作程序和工作人员等方面都有着严格的标准化要求。就像医生有自己的门诊部、教师有自己的课堂、科学家有自己的实验室一样,职业引导人员自然也应当有属于自己的专门职业空间和工作平台来开展工作。运动员职业生涯发展的各个阶段都有着不尽相同的职业引导工作任务,对工作平台也就提出更高的要求。2010年开始国家体育总局人力资源开发中心试点扶持并引导部分有条件的地方体育部门设立运动员职业引导工作室,目前已有10余家。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将运动员职业引导工作室设立在当地的体育学院或者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与学院的大学生就业引导工作融合,比如江苏、广东、福建等地;另一种是将运动员职业引导工作室设立在体育系统的人事保障机构内,比如黑龙江、河北、陕西、吉林等地。这些做法一定程度上整合了人、财、物以及场地设施等方面的资源,在工作中发挥了服务平台的作用,但是对于短时间内受条件所限,不具备搭建此类平台的地区,工作就需要开拓思路。例如,山西的“运动员之家”就是不错的尝试,在运动员职业引导工作中发挥了平台的作用;也可以通过丰富工作手段,来弥补工作平台的局限,进而开辟工作渠道,“送课入队”就是不错的做法。近两年国家体育总局人力资源开发中心开展的“国家队送课入队项目”先后为短道速滑、女子曲棍球等9支国家队提供送课入队服务,受到广大教练员和运动员的欢迎,此举值得各地方体育部门借鉴。
4.5  建立一套全程化全方位的运动员职业引导工作支撑系统,为运动员职业生涯发展各个阶段提供针对性的支撑和帮助
      运动员是竞技体育持续发展的核心和根本,不论是管理者,还是教练员和领队,都要提高认识,以全局的视角和战略的眼光,来关注运动员的职业生涯发展。运动员的职业生涯发展绝非是一家之事,需要来自体育系统内部各有关部门的协调配合和支撑。绝不能单打独斗,要发挥“组合拳”的强大威力。尤其要针对运动员职业生涯发展的不同阶段,系统有机地调动训练比赛、学问学习、生活保障、伤病防治、政治思想、心理疏导、职业培训等各方面的积极作用,形成联动,调动各有关部门积极参与到运动员的职业引导工作中,为运动员的职业发展提供全程化的支撑,并且从政策设计、人员队伍、经费支撑、硬件建设等方面提供全方位的保障,积极借鉴人社部、教育部及其他部门在开展培训和就业引导、就业服务方面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创新培训模式和服务方式,建立一套政府、社会、家庭、个人共同参与的全程化全方位的运动员职业引导工作支撑系统,推动运动员职业引导工作的可持续发展。在运动员职业生涯发展的各个阶段,共同发挥作用,促进运动员身心愉悦地投入训练和全力以赴地参加比赛,实现个人全面成长和职业生涯良好发展,退役后顺利实现职业转型。
5  结语
      作为运动员保障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运动员的职业引导工作关系到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和“体育强国梦”的实现。从长远的角度来看,甚至关系到整个社会的稳定和繁荣。引入生涯发展理论来构建我国运动员职业引导工作的路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究其根本,解决的主要是观念和方法的问题。一方面要转变观念,无论是管理者、教练员和领队,还是运动员个人,都要树立职业生涯发展全程化的理念,职业引导要贯穿运动员生涯发展的各个阶段,运动员更要树立自我规划的意识,要发挥在自身职业生涯规划上的主观能动性;另一方面,通过做实生涯规划、开发测评工具、搭建工作平台、建立支撑系统等方法和手段,有效整合政府、社会、家庭、个人等各方力量,为做好我国运动员职业引导工作提供支撑,全面帮助和系统保障运动员在职业生涯上取得更好的发展。
 
——摘自:王晶,生涯发展理论下我国运动员职业引导工作的路径构建——《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17.06

体育法制建设在我国的发展现状与问题考量

      1995年8月29日,国家发布体育相关政策法规时,我国体育发展基础还十分薄弱,才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经过21年的风雨历程,现已形成由法律至地方政府规章的立体的体育法规体系,这个体系支撑和调整着我国各个方面的体育法律关系。2008年,第29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北京开幕,中国把“科技奥运”“绿色奥运”“人文奥运”展示给世界。此外,中国还饯行了“法治奥运”的承诺。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离不开法律武器作保障,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逐渐成熟的大背景下,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法律清理已经展开。首先对我国体育法制建设的发展阶段进行了一次系统的划分,然后对我国体育法制建设进行了探讨,在对问题深刻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科学的对策。
中国体育法制建设的阶段划分
      法制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一般将静态的概念认为是狭义的,即指一国法律制度的总和。动态是相对于静态来讲的,动态概念不仅包括法律制度本身,还包括司法等其他法律活动。笔者主要从静态的视角对中国体育法制建设进行了研究。对中国体育法制建设的研究离不开其发展的大背景,从诸多文献来看,一些学者将其分成3个阶段,也有分成4个的,视角不同,划分的层次也有所不同。在笔者来看,中国体育法制发展可以分为5个阶段,同样也是十分合理的。1949年以前,中国长期处于战乱状态,这个时期我国的体育事业几乎一盘散沙,故不予讨论。1949—1956年是中国体育法制的初创阶段。这个时期中国体育事业处于萌芽状态,所有体育法制工作刚刚起步,1951年8月,政务院发布了《关于改善各级学生健康的决定》,由此掀开了我国体育法制建设的历史一页。在此后的7年时间里,又制定了大大小小的40余项法规性文件,体育法制建设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增强人民体质。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规定“提倡国民体育”。国民体育的突出特点是“增强人民体质”,成为这个阶段的一大特色。这个阶段发布的法规性文件是最多的,如《关于开展职工体育运动的暂行办法纲要》(1955)、《关于推行广播体操的联合通知》(1951)等。在学校教育方面,我国主要借鉴前苏联的学校教育模式,学校体育以旧学校为基础,同时发展新的学校体育。这个阶段在立法上主要涉及2个方面,即体育教学和课外体育锻炼,如《关于中学和师范学校体育的几个问题的指示》(1956)、《关于正确发展学校体育运动、防止伤害事故的联合指示》(1953)等。1959年和1965年的全国运动会打破了僵局,中国体育事业摆脱了缓慢不前的状态,这一时期体育法制建设速度加快,其规范性文件逐渐增多,数量也远远超过了初创阶段。这个阶段的体育目标不单单是为了增强人民体质,还强调为劳动生产和国防建设服务,后者的加入体现了它的政治功能,也是“举国体制”形成的一个重要的标志。1966年正当国民经济调整基本完成,正要开始下一个5年计划的时候,“学问大革命”爆发,社会主义法制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在全中国,体育系统完全处于半瘫痪状态,体育法制建设没有任何进展。直到1971年这种局面才得到缓解,全国比赛和国际体育交往逐渐恢复。这个阶段的规范性文件最少,有《关于在全国中小学推行第五套儿童广播体操的通知》(1973年)等。虽然体育法制建设停滞,但它的政治功能却有发展,“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成为举国体制下最响亮的口号,这一口号至今在一些体育运动中还能听到。“学问大革命”以后,中国法制建设进入了全新的发展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国颁布了一系列重要的法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等,这些为《体育法》形成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条件。当然,《体育法》的酝酿需要一个很长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全书》(1994)统计,截至1994年,我国卫生类法律4件、学问类的法律2件、科技类的法律1件、教育类的法律4件、体育类法律0件。到1994年,共制定体育法规523件,但大部分是体育部门规章,得到国务院批准发布的只有3件。从上面数据来看,我国的卫生、科技、学问、教育等领域都有了相应的法律,只有体育法制建设进步较慢。在这一阶段我国体育法制主要有以下特点:立法内容多样化,各种法规文件明显增多,涉及体育及相关领域;从调整的对象来看,竞技体育是法规内容的重点部分,“举国体制”基本形成;这个时期的立法层次逐渐明朗起来,但没有体育法律,行政法规也很少,只有一些部门规章,立法层次较低;这个时期法律清理工作开始实行。1995年,经过8年的反复酝酿,我国第一部体育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 以下简称体育法) 正式颁布,标志着我国体育工作进入了“以法治体”的新阶段,2001年中国申奥成功,可谓锦上添花,其对体育法制建设具有深远的意义。《体育法》作为我国第一部体育类法律,使我国体育事业步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同期,《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发布,虽然它只是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发布,但其重要性不可忽视,它在推动群众体育的发展上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2002年和2003年连续颁布了《公共学问体育设施条例》《奥林匹克标志保护条例》和《反兴奋剂条例》3项重要的行政法规。顺应体育立法的潮流,各个地方立法工作开展也十分顺利。截至2007年12月31日,国家体育总局先后2次对体育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进行清理,共确定有效的体育法律法规237件。这个阶段的法律层次性更强,《体育法》为体育法制建设的基础,体育立法体系更加完善。
体育法制建设存在的问题
      从1949年至今,我国体育法制建设走过了60多个年头,体育立法从无到有,目前已形成了结构完善的法制体系,但从现状来看,仍然存着诸多问题:(1)到目前为止,我国仅有体育法律1件,行政法规6件,其余都是一些地方性法制和政府规章,可以看出我国的体育法律偏少,行政性法规严重不足。立法调整内容主要集中在宏观方面,对一些特殊的管理缺乏法律控制,如在体育纠纷、市场管理、竞赛秩序管理等方面缺少立法。(2)作为体育法制体系的骨架,体育法律和行政法规不够严密,使其实施效果大打折扣。如《体育法》和《公共学问体育设施条例》中虽有明确的关于体育场地和公共体育设施的禁止性规定,但对违反规定的责任认定和追究却很模糊,执法主体不明确。在国内经常会发生一些侵占体育场地或改变公共体育设施用途的现象,很多没有得到及时处理,并且其中一些违法现象属政府行为,违法的外面包裹着一层“合法”的外衣。(3)调整内容呈现出不平衡,主要以调整内部关系以及竞技体育和体育经济为主,在学校体育、体育产业化等方面的立法较少。
      在国际合作方面,我国体育领域只有一个《反对在体育运动中使用兴奋剂国际公约》(2005),于2007年2月正式生效。另外我国还签署了《维也纳条约法公约》(1969)和《反对体育领域里种族隔离国际公约》(1987),但这些都没有得到批准,对中国没有拘束力。中国与其他国家大约签订了20多个双边协定,但这些协定几乎没有涉及到体育方面。
体育法制建设分析
      1995年以来,我国体育立法的发展速度极快,其主要特点是立法数量变多、立法内容变得更宽泛,对地方体育立法、发展地方体育事业起到了很好的法律保障作用。虽然体育立法质量有了很大改善,但仍然存在机制不健全、立法内容滞后、立法内容重复、地方特色不足等问题。体育立法是体育法制建设的重要组成,其在满足市场经济需求和体育事业发展需要上仍然问题重重。体育发展水平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也体现了一个社会群体的文明程度。在现代化进程中,体育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但我国人民还没有意识到体育的重要性,没有意识到体育是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重要内容,认为体育只是社会经济的一种辅助功能,这对体育活动的广泛开展带来一定难度。要想构建全民健身服务体系,需要法律作坚实的后盾。2010年我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标志着我国正式进入了法制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党和国家十分重视法制建设的实际作用,不断提高立法的实用性,在促进法制建设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在此指引下,我国体育法制建设突飞猛进,特别是在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虽然我国体育法律法规逐渐完善,但依然有许多法律问题需要去解决,特别是在立法上仍然十分薄弱。我国现有只有一部《体育法》,其中一些条款过于原则化,不能有效协调各个领域和各种社会关系,虽然还有一些行政法规和地方性规章,但局限性较大,而且受地域差异的限制,实用性并不高。所以说,完善体育法制建设、加快体育立法的道路还很漫长。
推动法制建设的考量
      社会主义新时期的体育立法,不仅要重视建设步伐的加快和立法数量的增多,还要有一定的价值取向,能够与市场经济相适应,能够弘扬现代法治精神。体育是社会发展与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标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下和谐居民生活的重要内容,目前我国已经进入了快速的消费升级阶段,城镇居民除了对物质生活有一定需求之外,对体育生活的需求也不断增长。人类在享受文明生活的同时,还在不断追求着那种原始的、激发人体潜在欲望的一种本能,而体育正是恰到好处地实现了人的这种愿望,成为目前为止找到的最有效、最有益、最有趣的方法。加强体育法制建设,就是为了推动群众体育、体育产业化的发展,是社会发展、人类发展的必然要求。《公共学问体育设施条例》(2003)对体育基础设施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对体育行政法规形成了有效的补充。《全民健身条例》(2009)的通过,意味着公民参加体育健身活动有了更可靠的法律保障,人们的体育权利得到了保护。体育彩票可谓是社会事业发展的“催化剂”,对提高体育财政收入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了规范体育彩票的发行和使用,国务院还特别制定了《彩票管理条例》(2009)。自体育彩票实施以来,体育事业的发展非常迅速,在巨额公益基金的充分保障下,体育公益事业取得了辉煌的发展成果。因此,在普遍关注社会事业发展的大背景下,要坚持“以法治体”的基本原则,让体育法规成为体育事业发展助推器;体育事业的发展,也会促使体育法制建设的完善。当前,我国体育法制建设的重点应放在立法质量上,因为立法数量再多,如果立法质量上不去,就无法发挥体育法规的真正效力,就无法保障公民的合法体育权利。体育立法要从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着手,保证立法能为体育事业的健康发展而服务。立法是法制建设的重要一步,它不仅仅体现了体育法律法规建设的过程,还是依法治体、实现小康体育的前提条件。2004年4月26日,总书记胡锦涛提出:“将立法质量摆在一个更突出的位置”。显然,这是对我国改进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的一种指引。因此,应该转变观念、调整工作思路,立法工作内容与社会经济、体育事业发展结合起来,体育立法是一个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要循序渐进地将体育立法搞好。立法部门要认真对待体育立法工作,将其作为一项大事来抓,及时发现问题,分析原因,评价总结,最终研究出应对措施,以便在立法上提供一定的参考。转变重数量轻质量的传统思想,将重心放到立法质量和效益上来,并将其作为一项长期的工作来抓。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人口众多,经济不发达,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在各个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差距。面对诸多需要改进的问题,党和国家从国情现状出发,将增强人民体质、提高人民整体素质作为体育发展的目标,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发展之路。只有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改进和优化体育事业,才能彻底解决当前面临的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一些问题,才能解决体育发展与人民群众需求之间的矛盾。地方体育作为体育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体育事业的整体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提升体育公共服务职能,需要加强地方体育事业的管理,强化全民参与体育健身的重要性,而这一切的实现都是以体育法制为基本保障的。地方立法只有紧跟体育改革发展的方向,才能为地方体育事业提供持久的保护力。在坚持“以法治体”的基本原则下,应使地方的体育法律建设得到逐步提升。大量的体育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颁布,为体育法制建设奠定了基础,也加快了地方体育立法工作的进展。在实践中,体育立法作为体育法制建设的关键,面临的新形势越来越复杂,必须加强地方立法工作,以使体育法制建设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地方立法可谓是中国法制建设的一个特色,它对中国法制建设有着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它是对我国宪法、法律以及行政法规欠缺之处的补充;另一方面,在一些尚不成熟、不具备立法条件的事项上,先由地方试行,待成熟后形成立法的依据。改革开放以来,地方立法功不可没,在我国的经济、政治、法制、学问等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在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申办过程中,地方立法的作用功不可没,2001—2008年,北京人大常委会围绕奥运筹备与举办,制定了一系列的地方性法规,从而为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顺利闭幕创造了良好的法治环境。因此,地方立法的重要性是不可忽视的,在推动体育事业健康发展中的作用十分显著,应高度重视起来。
      体育行政主管部门要不断强化法制建设的意识,2009年,全国体育局长会议召开,刘鹏局长在大会上强调我国的体育事业发展应坚持“举国体制”。在举国体制之下,最大的受益者莫过于竞技体育,自从许海峰打响了奥运金牌第一枪之后,举国体制办体育让中国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出尽风头,2008年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更以51枚金牌的巨大优势超越美国,名列奥运金牌榜第一。但是要想成为体育强国,不是靠奥运成绩来说话的,在一些硬指标的基础上,还要与体育各个领域的发展相结合,特别是在体育立法方面,一定要引起足够的重视。目前,我国进入了全新的发展时期,为了使体育事业得到更快速的发展,必须提前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依法治体”是我国体育法制建设的根本,要不断增强立法意识,提升法制观念,把体育立法工作摆在突出的重要位置,实现立法的科学化、法制化、规范化。总而言之,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我国体育法制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体育法制建设已进入多层次、国际化、稳步向前的发展阶段。但因为体育法规的系统性依然不足,它与法院、体育仲裁之间存在着两重体育法律关系。保护性体育法律关系是体育主体权利与义务无法正常实现,即违反了《宪法》《体育法》等,通过法律制裁而形成的法律关系,其目的是为了恢复主体间被阻断的体育法律关系。最典型的保护性法律关系是刑事法律关系,它对体育内在和发展秩序起到保护作用。对此,应从以下几个主面理解:一是体育行为人是故意或过失的犯罪行为,严重影响了体育活动的正常进行;二是体育行为人违反了《体育法》及其他法律的规定,需要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三是体育行为人承担一种否定性的法律后果。可以这么说,违法性是认定其刑事责任的前提条件,如体育赛事中常出现的“赌球”、滥用“兴奋剂”、借机制造混乱、实施恐怖袭击等,都属于典型的保护性体育法律关系,对体育秩序造成严重影响的,应追究其刑事责任。
余论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对体育运动要求的提高,体育法律关系将越来越复杂,如何理清这些复杂的关系,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就当前形势来看,对我国体育法律关系的研究较少,文献贡献率低,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各类体育配套立法的进程。通过对体育法律关系的研究,指出体育法制建设中各种无法调适的问题,进行了原因分析,进而对体育法制建设进行了全面思考。
 
——摘自:刘斌,体育法制建设在我国的发展现状与问题考量——《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1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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