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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体育在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中的地位

      当前,我国正处于体育体制改革的深化时期。从近几届的奥运成绩上看,已然确立了竞技体育大国的地位。然而,从当前基础薄弱的大众体育以及青少年体质逐年下降的学校体育发展态势来看,竞技体育方面的强势表现未能很好的拉动“体育大国”转向“体育强国”,我国竞技体育的转变进程依旧任重道远。当代竞技体育的表征已不仅仅局限在体育范畴,也呈现于经济、社会、学问、教育乃至科技等各个领域。本研究仅从体育政策的角度(侧重竞技体育)来论述,之所以选取德、日体育政策进行论述,是由于这两个国家是公认的“体育强国”,这不仅仅在竞技体育层面,也表现在大众体育和学校体育层面。德、日体育政策的发展展现了政治需求和人本需要。德国借助于俱乐部形态,日本则是以学校为基础。分析两国体育政策的特征,有助于为我国竞技体育的改革和政策制定提供启示。
德国体育政策发展的推动力
1.1  政治需求下的德国体育政策
      纵览德国的体育发展历程,可以分为如下几个阶段,体操运动时期(1871年之前)、体育教育学改革(1871—1932)、纳粹德国政治体育(1933—1944)、东西德竞技体育(1945—1990)以及两德统一后竞技体育(1991年至今)。从德国体育发展的进程上看,德国的体育政策以政治需求为主要导向。这从德国体育运动时期、纳粹政治体育和东德时期的竞技体育政策可以显现。体操运动时期是德国近代体育政策的创立时期,在此期间,体育活动的目标是为德国统一而服务的,试图培养自由、自信的公民意识。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体育政策对社会发展具有推动效应。纳粹时期,体育是强有力的政治手段,假借纳粹主义的教育方针,体育成为“政治性身体教育”的重要方式。对国民、军事、种族、优化和领袖等意识的关注成为纳粹主义和当时身体教育的主要原则。中小学体育教育的方针纳入政治性身体教育并付诸于实践。以此,中小学体育的内容发生了变化。除了球类、田径以及体操常规性的体育课程外,还进行军事活动教育,比如中小学体育课程中包括各种军事活动在内的远足旅行。在纳粹主义体育政策导向下,竞技体育完全被政治需求所绑架,这充分反映在1936年柏林奥林匹克运动会,希特勒借助于柏林奥林匹克运动会,大肆宣扬种族优秀论,从而进行纳粹的政治宣传。
      由于东德是社会主义国家,处于冷战时期的政治需要,东德在体育政策的制定上以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为出发点,体育成为东西方国家冷战对抗的又一战场。值得注意的是,东德的体育政策侧重于竞技体育,通过竞技体育激励和宣传的作用,来提升国家意志力。竞技体育成为强化意识形态的重要工具,以此来巩固执政党的需要,具有重要作用。东德体育政策为政治服务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竞技体育行政体系;为竞技体育投入大量经费;大众体育让位于竞技体育;学校体育服务于竞技体育。事实上,民主德国和统一后的德国竞技体育政策也能够看到政治需求的影像,如西德时期,政府对“黄金计划”的大力推行,这些政策推动了竞技体育的良性发展。
1.2  人本需要推动德国体育政策
      德国体育教育学改革(1871—1932),西德大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平衡发展时期(1949—1990)以及两德统一后的竞技体育发展,其竞技体育政策主要由人本需要所主导。在此阶段的两项具体的体育政策对接下来德国的体育发展起到了深远影响,分别是“德国体育奖章”制度(DeutschesSportabzeichen,1913年)和“ 黄金计划”(Goldener Plan,1920年)。“德国体育奖章”制度在普及体育实施,增强国民体育意识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到“德国体育奖章”制度实施75周年时,已有将近1300万德国人提出测试申请。另外一个体育制度“黄金计划”,由于历经纳粹时代和二战时期,与当时的体育政策相违背而终止,但是,“黄金计划”的理念和构想影响了后来联邦德国体育政策的实施。德国全民体育的基础是完善教育体系的建立。在德国人眼中,大众身心健康是一个健康的民族和健康的国家的首要条件。西德时期的政府所制定的体育政策是以全民健身下大众休闲娱乐以及竞技体育的自由发展为理念的。这一时期制定实施的“黄金计划”推动了西德大众体育的快速发展。主要反映在俱乐部体制思路,无论是大众健身还是竞技体育训练都是依托于俱乐部体制来进行。在竞技体育领域,培养高水平运动员的主要方式和地点是俱乐部。运动员主要通过业余(或职业)在俱乐部中进行训练,集体项目则是在比赛前选拔后进行短期集训;因而,西德并没有所谓国家队的“专业队”。20世纪90年代,随着柏林墙的倒塌,两徳统一后,鉴于东德在竞技体育方面的强势地位,因此,普遍认为德国竞技体育会引领世界体坛的发展。不过,两徳统一后,在体育政策方面延续的是西德俱乐部的发展体制而非东德的竞技体育政策,虽然在奥林匹克竞技体育层面,德国不升反降,但是,在大众体育的良性发展以及协调学校体育和竞技体育等层面上,德国的俱乐部体制愈发完善。
日本体育政策发展的推动力
2.1  以学校为基础的人本需要
      日本竞技体育的参与主体是学生,因此,学校是竞技体育发展的中心。当然,像棒球、足球等运动职业化程度高的项目,并非学校单一的组织能够推动。不过,考察日本二战之前的体育境况,学校是竞技体育发展主要载体和推动者,可以说,日本体育政策制定推动力是以学校为基础的。日本近代开化后,体育首先被引入到学校中来。19世纪60年代后,“脱亚入欧”论提出后,日本开始全面西化。在教育领域内,官方派出大量的留学生,倡导学校聘用西方教员。这些归国留学生以及学校的西方教员是西方体育导入日本的推动力量之一。19世纪80年代后,日本私学蓬勃发展,与此同时,政府颁行了“教学令”,其中,《小学校令》中明文规定,“注重儿童身体发育,注重道德教育和国民教育”。政策的制定开始关注学生的体质和健康。学校数量的繁荣促进了竞技体育交流,一些学校开始与驻日的西方人进行比赛,并从中学习,后逐步演变成学校之间的竞技比赛。如1904年开始,东京高等师范与横滨的外国人俱乐部定期举行足球比赛。由于早期没有完善的规程来约束比赛,以至于比赛时出现了很多问题,为此,学校间自发形成了相应的组织机构,制定比赛规程,用以解决校际比赛中的问题,这些规则和条文逐步演变成日本学校竞技体育政策的基础。考察日本二战前竞技体育政策的发展史,几乎所有的政策都能在学校规则中找到根源。以日本棒球运动为例,相比较其他棒球协会组织,日本学生棒球协会成立的时间较早,其下的规则成为日本棒球政策制定的主要参照条例。1932年,文部省颁布《棒球统制令》,成为这一时期日本棒球运动发展的引导性文件。二战后,日本确立了从学生角度来看待棒球运动,认为有关事项都要接受文部省的引导监督的话,将会影响学生棒球的健全发展。因此,在与文部省数次交涉后,1946年,学生棒球引导委员形成,38名委员全部来自各个学校。以此为基础,翌年,日本学生棒球协会成立,并颁行了新制的《日本学生棒球宪章》取代了先前的《棒球统制令》。
2.2  国家意识下的政治需求
      日本竞技体育的发展史亦是与政治结合分离的历史。竞技体育与政治联婚可以瞬间爆发出巨大的力量。这与日本的政治路径的进程相关联。明治维新后,日本走上了君主立宪的政治道路。虽然日本竞技体育的主要推手源于学校,然而,竞技体育要扩大社会影响力,就需要和政治联婚;而统治者也需要竞技体育强化政权。君主立宪制度下,天皇是日本国家的符号象征。在竞技体育中的渗入是通过皇室成员的观看以及“冠名”的方式,比如第6届远东运动会时,大会的优胜者赐予“天皇杯”。二战后,日本国内也面临百废待兴的残破局面,国家处于权力恢复的困窘。为此,皇室又试图借助竞技体育重整形象。各比赛的优胜者大都以皇室冠名,如软式棒球比赛的优胜者获得“天皇杯”,东京六大学的优胜者获得“东宫杯”等。
      20世纪30年代后,日本军国主义上台,竞技体育彻底沦为政治的牺牲品。国际方面,日本军国主义妄图炮制“伪满洲国”参加远东运动会,直接断送了远东运动会进程。日本国内方面,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体育课的内容几乎是柔道、剑道、军事训练和军事教育等。自由快乐的体育内容全部从学校体育中剔除。学校体育的政策全盘服务于侵略战争。
      日本在二战后,借助朝鲜战争,国内经济得以迅速恢复。1964年,日本东京成为第18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举办地。这一时期体育政策的制定多围绕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而制定,充分体现了国家意识的灌输。如1957年围绕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申办设置了“体育振兴审议会”,该审议会是当时最重要的政策制定部门。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后,日本体育发展的策略转向大众体育方面,由于没有选择职业化的道路,日本竞技体育的发展多依托大型企业的赞助。日本泡沫经济以来,政坛更迭频繁,经济长期萎靡,大企业削减开支,企业支撑的竞技体育失去了经济基础,导致了日本竞技力在国际赛场上的滑落。为此,国家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从普及体育的政策策略,又逐步转向到提高竞技体育方向来。2010年,文部省颁行了《体育立国战略》,加之东京成为2020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承办地,在这种环境的基础上,日本把高水平竞技体育强化纳入国家事业的范围,这是日本体育政策实行与管理层面的重大突破。
德、日竞技体育政策发展的特征
3.1  持续性
      近代以来,虽然德、日两国历经政体更迭,不过并未影响到体育政策的持续性。这种持续性是由政治需求和人本需要推动的,其内在驱动力是人本需求。从德国体育政策的演变进程中,可以看出不同历史阶段竞技体育政策的变化趋势。无论是体操运动时期还是东徳竞技体育中心、西德俱乐部体育建制时期,都是以政治需求为考量。政治需求成为体育政策制定的主流推动力。从德国体育的教学改革以及两徳统一后的体育教育理念来看,体育政策的制定是以人本需要为出发的。而且现今的政策都可以从历史中发现其根源,尽管德国战事纷争不断,国家也分分合合,但对强身健体的诉求则一如既往,与此相似的是其体育政策也表现出了历史的延续性和恒久性。长期以来,日本的竞技体育发展依托学校。学校体育组织、赛事和政策多具有历史,一些赛事已存在上百年。多数的竞技体育政策其出发点是促进学生的体育参与,培养全面发展,从而能够借助于学校载体,实现人本需求。正因为有着深厚传统的学校体育发展历史,日本的体育政策能够表现出持久的生命力。
3.2  衔接性
      人本需要推动的德国体育政策以及以学校为基础的日本体育政策也承载了大众体育和学校体育的发展。因此,在政策制定出发点上,德、日两国充分考虑到了大众体育(学校体育)和竞技体育之间合理衔接,并且将竞技体育建立在雄厚的大众体育和学校体育基础之上,借助各种载体培养精英运动员。德国依托俱乐部体制,渗透于大众体育和学校体育中,成为精英运动员的摇篮,日本则把运动员的培养放在学校体系中。
      德、日体育政策的衔接性也充分体现在竞技体育组织的结构方面。二战以来,德(西)、日形成了国家和协会两级组织结构。1950年成立的德国体育联合会,对西德所有自愿的体育协会会员进行系统的自主管理。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体育运动的“独立性”仍继续保持,其自治、不为政治和经济而干扰,自我决定参与的权利一直保留。德国政府对体育自治团体提供部分的财政援助与管理责任以确保体育政策实施和体育运动开展之间的有效衔接。1964年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后,日本形成了国家和地方公共团体两级体育组织机构。国家负责宏观方面的政策制定,地方公共团体负责具体实施,并突出公共团体的主导性。近几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由于日本竞技体育的整体实力下滑,政府又开始加强竞技体育的管理,制定了一系列提升竞技水平的政策。
3.3  平衡性
      德、日两国体育政策的推动是在国家(政治需求)与个体(以俱乐部和学校所呈现的人本需要)两个推力方面寻找平衡。从德、日体育政策的演变来看,脱胎于体育(身体)教育,上升到国家意识,进而再反馈到促进个体发展的人本需要。然而,当国家意识强加于个体发展需求之上,成为体育政策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时,在特定社会形态下,往往产生竞技体育的异化,会给国家及社会带来伤害甚至灾难。德、日两国二战时期的体育政策服务于战争需求,即是政治对竞技体育异化下的工具性产物。而当人本需要成为体育政策制定的内在驱动力时,能够很好的引导政策的可持续性发展,在代表国家意识的政治需求与个体发展的人本需要之间的博弈中寻求到动态平衡。因此,两国的体育政策虽然某一时期出现“偏差”,长期来看,人本需要能够纠正政治需求的偏差,把体育发展拉回常态。
对我国制定体育政策的启示
4.1  体育政策的制定要具备持续性和衔接性
      从我国体育政策的发展来看,体育政策的制定受到外部环境,尤其是政治需求的影响,呈现出断裂。如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所提出的“军国民主义为体育”的政策,切合清末军国民主义思潮;而1919年在第五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大会议决案中提出的《改进学校体育案》中指出“军国民主义已不合新教育之潮流,故对于学校体育自应加以改进”,彻底否决了军国民主义。此外,20世纪20、30年代,以华东地区大学所形成的体育政策和比赛体制也随着中日战争的爆发而中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几乎全盘否定了先前的体育政策,效仿苏联模式,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体育体制,并在奥运赛场上获得了巨大成功。然而,竞技体育的成功并未反哺大众体育和学校体育。近代体育传入我国已有百余年的历史,却并未形成有历史积淀的竞技体育学问。缺乏人本需要的内驱力,而突出政治需求,是我国体育政策不具备持续性和衔接性的根源。从而也无法很好地在大众体育和竞技体育两方面进行衔接。从德、日体育政策的持续性上看,德国“黄金计划”源于魏玛共和国时期所制定的普及大众体育的政策,日本1961年颁行的旨在普及竞技体育的《体育振兴法》(该法案颁行50年后,在此基础上又制定了《体育基本法》),这种持续性很好的衔接了竞技体育和大众体育的发展。因此,我国体育政策的制定应逐渐改变政治需求的助推力,突出人本需要的内在驱动力,推动体育的可持续发展。
4.2  竞技体育与大众体育(学校体育)发展相平衡
      自1979年我国回归国际奥运大家庭以来,体育事业逐渐形成了以“竞技体育”为核心的发展模式,竞技体育政策的制定策略是围绕“奥运备战”为中心举国体制政策,用以培养小众且专一“精英”运动员。虽然我国竞技体育在奥运赛场上硕果累累,但是,由于竞技体育和大众体育(学校体育)发展的不平衡,我国的大众体育(学校体育)仍比较薄弱。虽然在2008年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后,胡锦涛主席提出我国体育的发展战略开始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转变,将“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实施过程要求:“重视并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实现竞技体育和大众体育协调发展”,但时至今日,该目标仍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转变的战略也未得到有效的实施。从德、日体育政策上来看,很好的坚持了自己的发展思路,最终形成了在大众体育基础上培养精英运动员的发展模式。这在足球项目中已经得到了验证。2012年的女子足球国际足联世界杯和2014年的男子足球国际足联世界杯,强大的青训基础是日本女队和德国男队得以加冕的重要因素之一。要想使我国的体育事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必须转移发展重心,把竞技体育的提高放在大众体育的基础上来,而非以竞技体育为中心。调整对待竞技体育的心态,更要继续加大对大众体育的人财物的投入,从而促进二者的协调发展,以契合现代体育发展观及新时期国家和谐、科学发展的理念。此外,应突出学校体育的地位,恢复学校在体育政策制定方面的话语权,这既是人本需求,亦是提高当前我国学校体育在政策顶层设计时工作缺失的一剂良药。
 
——摘自:王舜,张莉清,李宗浩,德国和日本竞技体育政策发展特征及启示——《体育学问导刊》,2016.12

西班牙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特点分析

      近年来,西班牙竞技体育的迅速崛起,引起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自从西班牙在第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获得第1枚奥林匹克运动会金牌之后,数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奖牌数一直是个位数,直到1992年第25届巴塞罗那奥林匹克运动会西班牙打破了奖牌个位数的魔咒,获得了12枚金牌,在之后的历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西班牙都保持着奥林匹克运动会奖牌总数为两位数的稳定成绩。也许单从奖牌数量上看,西班牙远不如正处于发展中的中国,但从两国奖牌数与人口之比看,会有另外的收获。中国人口多达13.7亿,而西班牙人口不足5000万,不到我国人口的1/27。以第31届里约奥林匹克运动会为例,我国获得了70枚奖牌,其中包括26枚金牌,西班牙获得了17枚奖牌,包含7枚金牌。这种奥运战绩对人口总数不足5000万的西班牙来说很不容易,不得不让人重视。奥林匹克运动会金牌数量从来都不是衡量一个国家体育实力的唯一标准,在世界范围内最热门的优势项目上,如篮球、足球、网球、F1、环法自行车等,西班牙屡屡夺冠,显示出了其不容置疑的体育强国风范。西班牙竞技体育在短短二三十年间迅速崛起,其崛起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在整个竞技体育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文主要对西班牙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特点进行分析。
西班牙竞技体育体制
1.1  竞技体育成就
      在篮球项目上,西班牙男子篮球绝对是一支实力强大、成绩斐然、不容小觑的对手。从参加1982年篮球世界锦标赛就已展现出非凡实力以来,西班牙男子篮球一次次用成绩证明着自己的实力。2006年世界男子篮球锦标赛冠军,2007年欧洲锦标赛亚军,2008年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男子篮球亚军,2009年和2011年欧洲男子篮球锦标赛冠军,2012年伦敦奥林匹克运动会男子篮球亚军,2016年里约奥林匹克运动会男子篮球季军,一块块奖牌无声地展示着西班牙男子篮球的卓越成就。在足球项目上,西班牙男子足球经历了从辉煌到低潮再到黄金时代的曲折历程,先是获得1950年国际足联世界杯殿军和1962年欧洲杯冠军,在经历了70年代低潮、八九十年代的失意之后,西班牙男子足球逐渐迎来了黄金时代,分别在2008年和2012年欧洲足球锦标赛上夺得冠军,并且在2010年南非国际足联世界杯上夺得冠军,2013年西班牙男子足球在国际足球联盟(FIFA)排名世界第一。在网球项目上,西班牙职业网球运动员纳达尔在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获得网球男子单打冠军后,首次加冕世界第一,并于2009年帮助西班牙夺得“戴维斯杯” 冠军,同时个人取得10个大满贯和19个大师杯赛冠军。阿隆索是西班牙F1项目的领军人物,在2005年和2006年连续两次摘得F1大奖赛桂冠。在环法自行车项目上,西班牙人也显示了强劲的实力,在2006—2010年连续5年包揽环法大赛冠军。
1.2  职业竞技联盟
      以足球为例,足球是西班牙的传统项目,广受西班牙人的喜爱。西班牙国内拥有注册俱乐部和注册运动员最多的联盟组织是西班牙足协,1928年西班牙开始职业联赛,联赛由西班牙足协全权负责,职业俱乐部为了得到更多的在经营开发方面的自主权,1984年西班牙职业足球联盟(LFP)成立,开始接管职业足球。职业足球联盟受西班牙体育高级委员会和西班牙足协管理的同时,自身享有很大的自主权,除了每年向足协上交一定的费用外,参加联赛以及注册时还需要向足协缴费。西班牙1990年制定的竞技体育法使西班牙足球走上了商业化、职业化的道路,明确了职业足球俱乐部在经济上和法律上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作为西班牙职业足球联赛和职业足球俱乐部的直接管理者,西班牙职业足球联盟在体育法和联盟法规的基础上,负责组织职业联赛,对职业足球俱乐部进行监督、引导和处罚。职业足球联赛在西班牙开展得相当好,有甲级联赛和乙级联赛,甲级联赛以其观众之多、水平之高闻名世界,其中两大豪门俱乐部皇家马德里俱乐部和巴塞罗那俱乐部更是声名远播,其球迷遍布世界各地。
1.3  竞技体育的管理体制
      西班牙的竞技体育组织体系与其政治体制相适应,其两大特色是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分工协作和地方竞技体育的高度自治。西班牙全国性的体育组织有体育高级委员会、西班牙奥委会、各单项体育联合会,前者是政府领导、社会参与的最高体育组织机构,后两者均属于非政府组织。体育高级委员会负责整体规划竞技体育运动、组织管理全国性竞赛活动和国际比赛、管理使用国家体育经费,并依照西班牙竞技体育法管理全国性的体育事务,如制定方针政策等。各单项体育联合会可独立开展工作,但需要依据体育高级委员会的认可制订章程,除了负责管理项目内部的事务,也在技术方面为综合性竞赛提供支撑。西班牙奥委会是联系国际奥委会的桥梁,负责筹备西班牙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各项工作。西班牙政府十分重视青少年竞技体育,政府部门、非政府的民间竞技体育组织共同参与青少年竞技体育管理。这种纵横交错的网状组织结构分工明确,使各方的优势都充分地发挥了出来,有力地推动了西班牙竞技体育向前发展。西班牙全国性的竞技体育组织与地方性竞技体育组织之间没有直接领导和隶属关系,前者仅是承担了决策者和投资者的角色,负责管理全国性的竞技体育事务以及审核提供经费的条件和数量。西班牙青少年运动员的培养正体现了中央与地方在竞技体育方面的关系。西班牙国家队在体育高级委员会提供的综合训练中心进行训练,而青少年运动员则在各大区的训练基地进行训练,基地会根据选手的实际情况独立制定培养计划,体育高级委员会负责给予训练基地一部分经费支撑。
1.4  竞技体育的法律保障
      西班牙的竞技体育法起步较早,内容相对详实。1978年西班牙宪法颁布之前,非政府竞技体育组织负责制定西班牙有关体育的规章制度,政府组织在宪法颁布之后开始接手竞技体育立法。1979年西班牙第一部竞技体育法诞生,整体上规定了各竞技体育组织的职责,政府组织立法又向前迈进一步。1990年颁布实施的新西班牙竞技体育法,结束了非政府竞技体育组织立法向政府组织立法的过渡,为西班牙竞技体育的规范化和法制化发展保驾护航。
西班牙竞技体育法有几处突出的规定:一是俱乐部的股份企业制度。顾名思义,即职业俱乐部的企业化改制,企业的上市和运行不仅要依照《民法》和《股份企业法》,也要遵循竞技体育法,企业遭遇破产时,要按《破产法》的规定进行操作,这样最大限度地保护了债权人的利益,也有力保障了职业队伍的经济来源,同时有利于防止比赛的结果被大股东操纵,减少了商业化对竞技体育的负面影响;二是兴奋剂控制制度确定了管理兴奋剂问题的责任机构,明确了各方职责,使兴奋剂控制工作有序进行;三是竞技体育诉讼和竞技体育仲裁并行的纠纷解决机制,以保护相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为出发点,为解决竞技体育纠纷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较为完善的法律体系,使西班牙各类竞技体育组织的活动在受到多方面的法律规范和制约的同时也受到这些法律的保障。
西班牙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特点
      西班牙国内的竞技体育俱乐部有4万多个,为大众提供众多的竞技体育运动项目服务。不同的竞技体育俱乐部,其主体、功能、性质也各异,面向从幼儿、青少年到老年人各年龄段的人群,有政府投资的也有私营性质的,具有休闲、娱乐、健身、训练等功能。竞技体育俱乐部是西班牙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基地,各职业俱乐部都非常重视规划与培养青少年队伍。运动员进入职业队后,时间被大量的比赛占据,没有进行系统训练的时间,只能通过比赛来不断提高竞技水平的程度。比如,在2008年欧洲杯和2010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西班牙男子足球国家队的夺冠队员中,分别有6名和9名队员是来自巴塞罗那俱乐部的“拉马西亚”青训营。西班牙在培养竞技体育后备人才方面有其独特之处:充分利用本地资源和优势,注重培养青少年运动员的综合素质,实行严格的教练员培养和考核制度,通过规模化的竞赛提升运动水平。
2.1  充分利用本地资源和优势
      俱乐部在选材方面有强烈的民族学问特色,比如巴塞罗那俱乐部是一个闻名世界的俱乐部,同时也是一个加泰罗尼亚人民族感很强的地方性俱乐部,深受加泰罗尼亚民族学问影响。西班牙甲级联赛对外籍球员的限制经历了“本土球员规则”、“非欧盟球员规则”、1990年的扩充、1995年的博斯曼法案。“本土球员规则”要求想要加入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联赛的外国公民必须是西班牙籍或者有西班牙血统,该规则因备受争议,于1974年被废除;之后的“非欧盟球员规则”允许每个俱乐部在比赛时只能有两名外籍球员同时上场;1995年博斯曼法案解开了对非欧盟球员的限制,降低了球员转会的门槛,使转会市场疯狂流动起来。然而随着球员的频繁流动,其对俱乐部的忠诚度随之降低,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联赛出于对本国球员利益的考虑,反而加大了对外籍球员的限制,重新改为一个俱乐部只能注册3名外籍球员。虽然巴塞罗那俱乐部重视开拓国际市场,引进了一些球星,但依然坚持以加泰罗尼亚本地区为发展重心,优先使用自己培养的球员,本土的儿童和青少年在“拉马西亚”青训营各个年龄级别梯队中的数量占绝对优势。巴塞罗那俱乐部从创队以来始终坚持一种打法,形成特定的球风,顾惜并提拔自己培养的球员,给予他们足够的信任和机会。近几年来“拉马西亚”青训营培养的球员在巴塞罗那俱乐部一队中所占的比例为60%—80%。这种对年轻球员的信任——相信他们可以成为世界级的顶尖球星,是“拉马西亚”青训营有别于其它青训营的独特之处,也是其成功的关键。同时,曾有一些在童年、青少年时期在“拉马西亚”青训营学习、训练、生活的学员,之后成为了“拉马西亚”青训营的教练,他们不仅符合国家统一要求的标准,而且熟知俱乐部的具体情况,可以凭借亲身的经历和体会在实际工作中将俱乐部的传统理念和先进经验主动地延续下去。俱乐部各个年龄梯队有效衔接,梯队的完整性和连贯性保证了俱乐部的长期、持续发展,达到为青年一队培养后备力量和输送人才的目的。
同时,位于西班牙东北部的巴塞罗那有着得天独厚的天然条件,它濒临地中海,海岸线狭长。温暖适宜的地中海气候不仅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人们去观光游览,也为巴塞罗那俱乐部的足球训练创造了有利条件,在气温约11℃的冬天,巴塞罗那俱乐部的球员丝毫不受冬天固有的低温冰冷气候的影响,依然可以在室外足球场上尽情挥洒汗水,诠释着对足球的热爱。
2.2  注重培养青少年运动员的综合素质
      西班牙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制是单轨制,即竞技与教育不脱离。西班牙对竞技体育后备人才进行综合性的培养,将价值观教育、学问教育、科学训练相结合。
      青训阶段是青少年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阶段,是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阶段,也是在纪律方面较难管理和要求的阶段。俱乐部会结合当地社会风气和青少年生活习惯,制定合适的纪律章程,并严格实行,以保证青少年运动员的安全、健康、训练以及学习的质量。“先学做人,后学做事”是西班牙培养青少年运动员的首要原则,俱乐部和青训营看重的是青少年运动员对待他人以及所从事的运动项目的态度,认为掌握专业运动技巧和常识固然重要,但是在这之前青少年运动员要先学会敬重他人、敬重自己以及热爱自己所从事的运动项目,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西班牙实行学问与训练并行的培养方式,青少年运动员与同龄的学生并无不同,他们在学校完成正常的学问学习,每天下午放学后会到俱乐部进行一定时间的训练。竞技体育训练与学问学习不分离也不冲突,既保证了青少年运动员与其他中学生一样的学问课业学习,也使得青少年运动员拥有学问与竞技双重保障,因为大部分青少年运动员最后是无法成为职业选手的,在未能成功进入一队走上职业运动道路时,他们还可以像其他中学生一样通过学问考试谋求生路。
      俱乐部不会强迫青少年为专项训练牺牲自己的成长,而是顺应儿童和青少年身体生长发育和心理发展的客观规律,出于对青少年运动员的身心健康的考虑,采取科学的训练方法。俱乐部认为体能和先天素质并不是决定性因素,注重的是对青少年运动员兴趣、技术的鼓励和培养,在乎的是青少年运动员对所从事运动项目的理解和热爱程度以及基本技术的精练。比如巴塞罗那俱乐部著名球员梅西,即使因发育时荷尔蒙缺乏问题身高不足170cm,仍以其精彩的表现进入巴塞罗那俱乐部后,受到了俱乐部的重视和帮助,多次获得“足球先生”称号和金靴等奖项,成为世界级的顶尖球星。俱乐部会严格控制训练时间,而且针对每个年龄阶段的青少年运动员有不同的训练任务和目的。对16岁以下的运动员主要是培养兴趣、提高技战术和开发体能,不会进行专门性的体能训练,避免过度训练和不合理的训练方法给青少年运动员造成身体和心理的负面影响。16岁以后是青少年运动员技术开始“定型” 的时期,这时再开始针对弱项,加强技战术和提高体能。
2.3  实行严格的教练员培养和考核制度
      西班牙足协认为在具备了较好的比赛训练所需的外部物质设施条件以及拥有态度积极向上的各个级别球员时,教练员的水平是决定球员、球队以及整个国家足球竞技水平的最重要的因素,因此西班牙对教练员实行严格的管理,在各大区都建有正规的学校对教练员进行严格的培训和考核,保证了教练员队伍的质量。西班牙要求教练员必须持证上岗,而且必须参加教练员会议,对不同等级的教练员有不同的规定,教练员级别越高,要求也越严格。教练员由低级别升入到高级别时,不仅要完成一定课时的培训,学习不同学科的内容,还要经历一定时间的实践。教练员过硬的基础理论常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不仅是其执教生涯的宝贵财富,也使受训的青少年运动员受益良多。西班牙著名的球员哈维在回忆自己的职业生涯时,对青训教练对自己人生的影响作出了极高的评价:哈维认为正是因为青训阶段的教练们,他才走上了职业道路,并为此感谢他们,感谢青训教练在他人生中最重要的阶段,不仅仅是将足球常识和技巧传授给他,更是以教育者的身份将做人处事的道理通过日常生活和工作教导给他,直到哈维步入青少年竞技体育工作,教练们在青训阶段对他的人生观、价值观产生的影响依然存在,使他一生受益。
      教练员在青少年运动员的启蒙阶段,会遵循自愿原则,根据青少年运动员的兴趣引导他们选择运动项目。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教练员会在乎青少年运动员的感受,注意观察青少年运动员对哪个运动项目感兴趣,及时地引导并帮助他们提高这个兴趣,同时会针对青少年运动员的年龄特点,根据需要以游戏的方式进行授课,使他们在练习中享受运动项目带来的乐趣,真正体会到该项目的独特魅力,发自内心地热爱自己所从事的运动项目。教练员会敬重小球员身体发育和心理发展的客观规律,不给运动员的成长施加不必要的压力,不硬逼着他们去训练。在运动员开始形成个人的技术风格并步入“定型”阶段时,则会根据青少年运动员的自身情况,针对弱项,再加强训练。在敬重青少年运动员身体生长发育和心理发展,对其进行兴趣化引导的同时,西班牙也将青少年运动员今后的出路考虑在内,建立了运动员退役保障制度,不仅把他们培养成运动员,更是将他们培养成适应社会的全面发展的社会人。
2.4  通过规模化的竞赛提升运动水平
      很多的例子呈现出了这样一个道理,优秀的球星是靠比赛赛出来的,而不是靠训练练出来的,只有在比赛中球员的技战术水平、足球意识以及判断能力和应变能力才能得到全面提升。西班牙的青少年运动员竞赛体制相对完善,不同年龄段的青少年会参加不同级别的比赛,13—16岁年龄段的国家级比赛每年都会举办,比赛项目丰富,深受西班牙青少年喜爱;15—16岁年龄段的体育竞赛级别会更高一些;17岁经选拔后,会进行专业的高强度训练。还是以足球为例,18岁以下青少年足球比赛有联赛、“女王”杯锦标赛、超霸杯赛。联赛有甲级联赛和乙级联赛,联赛赛季从每年9月到次年6月结束;“女王”杯锦标赛是各大区代表队之间的主客场制淘汰赛;超霸杯赛是联赛冠军和“女王”杯冠军之间的对决。频繁的比赛造就了西班牙青少年运动员过硬的技战术,提高了他们在比赛上的判断能力和应变能力。西班牙足球的青训体系有幼儿预备队一年级和二年级、幼儿队一年级和二年级、儿童队一年级和二年级、少年队一年级和二年级、青少年队一年级和二年级、青年队一年级和二年级以及三年级按年龄划分从6岁到19岁共13个等级。在拉马西亚,有个“40%规定”,即每个队员进入青年队二年级之前,以赛季为单位,在整个赛季的出场时间要多于赛季全部比赛时间的40%。这使得每一个队员都能得到平等的机会上场,在比赛中最大程度地锻炼自己,发挥出自己的水平,使教练员能够客观、全面地评定和选拔队员。
对我国的启示
      第一,正如之前提到的,西班牙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制是单轨制,教育与竞技是不分家的,这与西班牙本国的政治、经济、法律制度紧密相关。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制是双轨制,教育与竞技相脱离,分学校和体校两个系统,与西班牙在各种制度方面以及学问传统上有很大差异,只能借鉴一些共性的经验,不能照搬。比如,在我国学问成绩至上、应试教育的背景下,中小学生无法达到西班牙青少年每天下午上完课就去俱乐部锻炼的要求,因为他们有永远也做不完的作业和无法逃避的各类补习班。又如20世纪80年代末的西班牙足球俱乐部因过度追求竞技目标而产生的巨额债务问题,促使1990年《西班牙体育法》的颁布,法案规定成立足球俱乐部协会,并对俱乐部实行更加严格的调控,以促进职业足球运作走法规化道路。但是俱乐部的企业化改制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除了两大豪门俱乐部皇马和巴塞罗那俱乐部运作得比较顺畅外,其他一些幸存下来没有倒闭的俱乐部也经历了严重的经济危机。目前中国正处在职业联赛的发展阶段,与西班牙未改制前的体育俱乐部的性质有些相似,是非营利性的协会组织。俱乐部在运营过程中怎样避免沦为追求竞技目标的组织,避免更多的公共资金被用来处理俱乐部因过度追求竞技目标而产生的财务问题,除了要明确俱乐部官员和俱乐部本身的责任义务,建立对债务水平的明确限制措施和监督控制俱乐部经营管理的有效机制外,也应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第二,在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上,坚持选材立足本地、本国,不过分依赖国外运动员,而是根据本国的民族和学问特色,充分利用本地的资源和优势,形成自己的体育特色和体育学问,努力培养具有自己国家特色的运动员,并给予他们足够的信任和机会,同时建设有效对接的梯队,使俱乐部可以长期、持续发展,为一队不断输送人才。对教练员的培训和考核需严格把关,对运动员进行综合性培养,不过分注重体育训练,重视学问教育,配以价值观引导,同时体育训练要符合儿童青少年身体发育和心理发展的客观规律,不使运动员的成长成为体育训练的牺牲品。注重对运动员兴趣的引导和鼓励,不过分强调运动员的身体素质,敬重运动员的意愿,把运动员的利益放在首位,使运动员真正爱上他们所从事的运动项目。在平衡学问教育与体育训练的同时,完善青少年运动竞赛体制,以赛促练,赛练结合,以此提高运动员的技术水平和竞赛能力。
 
——摘自:彭玉娟,蒋志红,西班牙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特点分析——《体育科研》,201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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