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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体育强国研究综述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大大在看望参加第23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时强调,大家每个人的梦想、体育强国梦都与中国梦紧密相连,大家要把每个人的梦想汇聚起来,为实现体育强国梦、实现中国梦贡献青春和力量,只要大家立下雄心壮志,奋起直追,就一定能够实现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目标。徐本力认为,体育强国梦是“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体育强国梦”就是要使我国成为世界上体育事业最发达、最强大的国家。为此,本文试图通过对近30年我国体育强国的内涵、特征、判断标准及实现路径的综述,厘清体育强国的基本理论,总结体育强国的发展规律,审视体育强国的现实问题,寻找出实现路径,为今后深入研究提供理论支撑。
体育强国的内涵
      学者从各自不同的视角对体育强国的内涵进行探讨,对体育强国的界定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1  “一维说”
      全国体育学院教材委员会认为,体育强国是指在世界重大综合性比赛的运动竞赛中名列前茅的国家,即以竞技水平为最鲜明、最主要的标志。例如,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取得总体优势,名列前几名(一般指3—6 名)的国家。
1.2  “二维说”
      田雨普等认为,体育强国是个意会概念、定性概念,是具有明显动员性和引领性的概念,是指体育发展的综合实力(竞技体育的国际竞争力和群众体育的发展水平)超群,总体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国家。肖焕禹等认为,体育强国是指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齐头并进、协调发展,两者俱强的国家。
1.3  “三维说”
      本着“以人为本”、“实现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协调发展”、“促进体育事业和体育产业协调发展”这3条原则,邱雪认为,体育强国主要是指那些竞技体育超群、群众体育普及、体育产业发达的国家。
1.4  “多维说”
      熊斗寅认为,体育强国是整体概念,不仅包括竞技体育超群、社会体育与学校体育基础雄厚,而且包括一个国家体育科技水平高、场地设备条件好,人才培养素质高等。徐本力认为,体育强国是一个整体性概念,是指以社会体育为基础,竞技体育为先导的体育事业发展各个领域的总体发展水平在世界上处于一流和前列的国家。这些领域不仅包括竞技体育和大众体育,还包括体育科技、体育教育、体育学问、体育场地、体育产业等方面。周爱光认为,体育强国是指体育事业(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体育科技等)的总体发展水平在世界上处于一流或前列的国家。鲍明晓认为,体育强国的基本内涵首先是以人为本的体育;其次体育强国实质上是强国体育;最后体育强国是一个全面协调可持续的体育。韩冬认为,体育强国是一个综合的概念,它是指一个国家既在现代体育组成部分的竞技体育、社会体育、体育产业方面,又在标志体育运行状态的体育法制建设、体育外事、体育科技、体育教育、体育宣传、体育管理等诸方面均达到世界领先水平。黄莉认为,体育强国是指在国民体质、运动竞技、科学教育、产业经营、竞技学问等方面显现出强劲综合实力,整体发展水平位于世界前列的国家。刘一民等认为,体育强国是指在大众体育普及程度、竞技体育水平、学校体育完善程度、体育产业发达程度,以及体育软实力等综合实力上,在世界上居于先进地位的国家。林立等认为,体育强国是指以社会体育、学校体育为基础,竞技体育为先导的体育事业各个领域的总体发展水平在世界上处于一流和前列的国家。刘鹏认为,体育强国应该包括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体育学问、体育法制、体育科研、体育教育等领域,并且这些领域都要达到相当的水准,要在国际中有更大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同时还要推动世界体育的发展这样才能称之为体育强国。王智慧认为,体育强国是指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科技、体育产业、体育教育、体育学问等体育综合实力位居世界前列的国家。体育综合实力包括体育硬实力和体育软实力两个方面,体育硬实力主要涵盖竞技体育实力、群众体育实力、体育科技实力、体育产业实力、体育教育实力5个方面,体育软实力则包括体育学问、政府管理制度与执政能力3个方面。
学者从不同视角探讨体育强国的内涵,立足当下、追溯过去、展望未来,以奥运竞技名列前茅为主旨,围绕竞技体育超群、群众体育普及、体育产业发达,认为体育强国是一个立体的、动态的整体概念,涵盖政治、经济、学问等方面;但是对奥运竞技名列前茅、围绕竞技体育超群、群众体育普及、体育产业发达本身内涵及其相互之间关系的研究还不是很充分。
体育强国的特征
      体育强国具有鲜明的特征,学界的看法各有侧重,主要观点如下:
2.1  “三大特征说”
      姚颂平认为,体育强国有3大特征:1)竞技体育自然是世界一流水平;2)群众体育不仅普及化、生活化,而且与国民健康水平成正比,与医疗保险费用成反比;3)在政府支撑下,采用社会化、市场化、产业化运作机制。刘美桂与其持有类似的看法。
2.2  “四大特征说”
      熊晓正认为,体育强国有4大主要特征:1)在国际体育大赛中成绩要名列前茅;2)在国际大赛和国际体坛主要事务中,有组织、承担的能力和影响力;3)在国际体育市场具有很强的市场竞争力;4)在国际体坛、国际体育组织中,要有主导性的话语权。许立群、杨辉与其观点基本一致。
2.3  “五大特征说”
      刘一民等认为,体育强国有5大特征:1)大众体育普及程度高;2)竞技体育综合实力强;3)学校体育受到政府重视;4)体育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和支柱产业;5)体育软实力强。黄莉与其持有相同的观点。
2.4  “六大特征说”
      王智慧认为,体育强国应具备6大特征:1)竞技体育布局合理,整体实力强;2)国民体质强,体育参与质量高;3)体育教育质量与人才培养水平高;4)体育科技水平高,创新成果位居世界前列;5)体育产业发达,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6)体育学问繁荣发展,具有较强的国际影响力。
2.5  “八大特征说”
      苏宁认为,体育强国有8大特征:1)竞技体育强国;2)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协调发展;3)体育产业发展状况良好;4)在国际体育市场具有很强的市场竞争力;5)在国际体育事务中占有主导话语权;6)国民的体育意识较强;7)健全的体育管理机制和完善的体育法制;8)强大的体育宣传力度和广泛的体育交流。
      学者以中国为出发点,以全球化的高度审视体育强国,认为体育强国既具有健康性、经济性、科技性、国际性,体育强国还具有整体性特征和明确的价值取向。
体育强国的判断标准
      学界关于体育强国的判断标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虽从多角度、多学科、多领域进行探讨,但至今尚未形成统一的标准,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观点:
3.1  定性标准
      这是一种重点突出、简洁实用的判定方法。上世纪80年代,我国确立了以竞技体育发展水平为主要标志的体育强国衡量标准,至今仍有部分学者坚持此观点。田雨普认为,竞技体育的国际竞争力和群众体育的发展水平应当是衡量和判别体育强国的2项基本标准。肖焕禹认为,体育强国有7个标志:1)国民体质强;2)竞技体育项目均衡发展,国际大赛金牌处于领先地位,后备人才可持续发展;3)大众体育普及,体育人口达到经济发达国家中上水平;4)体育科技水平高;5)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完善;6)体育学问繁荣;7)体育产业发达。鲍明晓认为,审视和判断体育强国有两个维度:从体育自身的维度看,体育强国就是由体育基础实力和核心表现所构成的体育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名列前茅的国家;从体育发展的外部性维度看,体育强国就是能融入并塑造民族精神的体育,是一个能参与经济生活并创造财富的体育,是一个能沟通人际、亲和社会、培育积极健康生活方式的体育,也是一个能传承历史并能给后代人留下宝贵学问遗产的体育。徐本力认为,决定一个国家是否是“体育强国”,主要还是要看竞技体育上的绝对实力,与此同时当然也要兼顾大众体育、体育科技、体育教育、体育产业和体育学问等体育其它领域的发展水平是否也达到了一定的发展水平。刘学认为,衡量一个国家是不是体育强国,不仅要看其竞技体育的国际竞争力,还要看群众体育和社会体育的普及程度、体育科技的发展状况、体育教育的质量、体育产业的发达程度、体育管理机制的健全程度以及体育法制和体育学问等的完善与发展水平,只有上述领域都位于世界的前列才能称得上是体育强国。这种体育强国评价指标体系能够彰显出一个体育强国的个性和优势,但是国际比较力不够。
3.2  定量标准
      这是一种具体、量化、直观的判定方法。常建平认为,体育强国的评价标准包含5个方面:1)国民对体育的认知程度;2)经常参加体育运动的人数达到的规模;3)竞技体育中核心项目达到的竞技水平;4)人均占有体育场馆的数量与质量;5)以竞技项目职业化为重点的体育产业的发展水平。周爱光认为,现阶段成为世界体育强国至少应当满足3个必要条件,即在群众体育方面,年满20岁的成年人中体育人口占45%以上;在竞技体育方面,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奖牌数和成绩名次进入前8名;在体育产业方面,GDSP占GDP的比重1.5%以上。邱雪认为,体育强国评价指标体系包含竞技体育、群众体育和体育产业3项一级指标,并对3项一级指标又进行了更为具体的可量化的二级指标。这种体育强国评价指标体系虽然具有量化的可操作性特点,但是易消解掉一个体育强国的个性特征。
      也有一些学者从综合的视角提出了体育强国的评价指标。齐立斌认为,应当把我国的群众体育、学校体育、竞技体育、体育场馆、体育人才、体育科研、体育经费、体育媒体、体育法制、国民体质等作为评价体育强国的重要标准。张晓义认为,体育强国的衡量标准包括国内体育的发展(主要包括体育人口的数量及质量、人均体育消费水平、体育科研成果的数量与质量、现代化体育设施的数量、体育队伍的数量与质量以及体育产业化水平与体育市场的成熟程度)和国际体育的发展(主要包括优势项目的数量及在重大国际赛会上的名次、中国体育产业的竞争力、我国在国际体育组织中的话语权与规制权以及世界对中国体育学问的认同程度)。周丽萍等与张晓义持有相同的看法。还有一些学者从自身研究领域的视角间接提出了体育强国的评价指标,力求凸显某一方面对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性。于善旭认为,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后,体育法制是建设体育强国的主要标准之一。蒋志学认为,体育科技对建设体育强国具有重要贡献。宋继新认为,学问兴体是建设体育强国的战略抉择。刘红梅等认为,学校体育是建设体育强国的一个主要指标。
我国实现体育强国的路径
      学者认为,体育强国的实现需要坚持中国道路、凝聚中国力量、弘扬中国精神、全面协调发展。
4.1  中国道路、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的结合
      辜德宏认为,在中国体育强国建设路上,大家应该科学客观地把握中国体育各个方面、各个环节,优化结构,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在体育强国的建设道路中,大家既应该学习别的体育强国的先进经验,又应该充分挖掘中华民族的自身特色。杨海龙认为,中国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跨越发展就必须坚持并完善举国体制,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的,否则不能谈跨越式发展。徐本力认为,我国实现体育强国的路径:1)从中国国情出发,走中国体育发展道路;2)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凝聚强国强民之魄力;3)凝聚中国力量,汇集起不可战胜的凝聚力。
4.2  坚持改革、开放、创新
      鲍明晓认为,中国体育发展战略应与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到本世纪中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和奋斗目标相一致。全面建设体育强国的奋斗目标,就是到2020年基本建成体育强国的工作体系和业务构架,初步实现中国体育的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完成体育强国的建设任务,全面实现中国体育的现代化。如何实现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的迈进,其根本路径是什么?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告诉大家,那就是要始终坚持改革、开放、创新。
4.3  以体育国际影响力或综合实力为支撑
      任海等认为,当今世界,一个没有国际影响力或国际影响力很弱的国家不能算是体育强国;中国要建设体育强国,其核心的外层目标就是通过体育对国际社会产生积极影响,对世界体育的发展做出贡献,并为我国提供适宜的外部环境。黄莉认为,建设体育强国需要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予以有力支撑,同时也与一个国家的体育综合实力密切相关;体育综合实力是指一个国家在大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科教、体育产业、体育学问等方面的能力相互作用后显现出来的总体能力。
4.4  以体育学问为突破口
      刘旻航等认为,我国实现体育强国所缺乏的是体育学问,加强体育学问建设是我国实现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必要路径。张长城认为,体育学问与塑造国际体坛话语权是提升我国体育强国软实力的主要途径。林立等认为,我国向体育强国迈进需要慎重把握与体育精神、体育学问的契合,需要以人为本制度的支撑和保障。冯建中认为,建设体育强国必须加强体育学问工作。刘纯献等认为,提升体育学问自觉、增强体育学问自信、实现体育学问自强是建设体育强国之魂。
4.5  竞技体育、群众体育、体育产业、体育学问等协调发展
      刘鹏认为,建设体育强国,群众体育领域要建立覆盖城乡且比较完善的公共体育体系;竞技体育领域要在国际重要比赛中继续保持较高水准,同时项目发展要均衡并具有可持续性;体育产业要逐步提高在GDP中所占比重,进而成为国家经济重要组成部分;体育学问方面,则要使独具魅力的中华传统体育学问有更大的影响力,在世界体育学问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在体育法制、科研以及教育等方面也要达到相当的水准,让中国体育在国际体育领域有更大的影响力。
4.6  推行“两步迈进”计划
      刘一民等认为,我国体育强国建设需要积极推行“两步迈进”计划:第1步,从现在到2020年,实施以群众体育为重点的体育发展战略,着力建设与全面小康社会相适应的小康体育,同时,继续保持我国竞技体育的特点和优势;第2步,从2020年至本世纪中叶,用30年左右的时间,实现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的全面迈进,基本实现体育强国的宏伟目标。
4.7  加强区域体育发展
      冯宝忠认为,我国的体育强国途径是指我国由当前体育事业落后状态通向21世纪中期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体育强国的方法或路子。随着我国社会发展逐步推进,我国的体育强国途径先后经历了全面协调发展、体育强省发展和区域体育发展。邹师认为,区域体育发展战略是实现体育强国目标的现实选择。
4.8  转变体育发展方式
      转变体育发展方式是我国实现体育强国的根本途径。尹维增等认为,根据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总体规划和布局,进一步转变竞技体育发展方式,“以竞带群,以群促竞”,充分发挥竞技体育的辐射功能,注重竞技体育内涵发展,使竞技体育由“赶超型”向“可持续发展型”转变和过渡,为实现体育强国梦服务。董翠香等认为,我国学校体育应确立“以人为本,实现学生的全面健康发展”的理念,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校体育思想体系,实施“政府、社会”共同参与学校体育的管理体制,形成校内外一体化的学校体育长效运行机制,促使学校体育发展方式由“空间封闭型”向“空间开放型”转变,推动我国体育强国建设。杨桦等认为“赶超型”体育发展方式闯出了符合当时中国社会发展实际的一条特色之路,从而为中国体育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在社会和体育的不断发展中,“赶超型”发展方式的历史使命已经结束,需要及时向“可持续发展型”转变。
      此外,杨桦认为,坚持高等体育教育优先发展、引领发展,是体育事业科学发展和建设体育强国的战略需要。董德龙等认为,实现体育强国的路径是:1)保持和扩大竞技体育的优势;2)群众体育上的普及;3)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的双向驱动发展;4)努力加强学校体育教育、积极扩大体育产业发展。陈静侬等认为,借鉴世界体育强国经验、加强体育品牌建设和坚持科学发展是我国体育强国建设的必要途径。王智慧认为,实现体育强国路径有5条:1)根本解决体育发展方式转变问题,实现由“外生式”发展模式向“内生式”发展模式的转化;2)处理好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的关系,让体育发展的成果普惠于民;3)提升体育学问软实力,借助传统体育学问平台充分利用和改造现有的体育学问输出格局,扩大体育学问影响力;4)构建和提升国家体育话语能力;5)形成“三步走”的整体发展策略,向体育强国迈进。
      学者在实现体育强国的依靠力量、路径选择、精神支撑等许多重大问题上取得了丰硕成果,形成了诸多共识。目前对体育强国的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存在着体育学以研究成果为主,跨学科综合研究成果少,政策宣传性的成果较多,基础性的理论研究较少,转述说明性成果较多,在实践层面可操作性成果较少等不足,需要通过跨学科综合研究加强体育强国的理论基础方面的研究。
 
——摘自:吴海菲,曾吉,我国体育强国研究综述——《湖北体育科技》,2016.08

职业运动员学问使者形象的表达和塑造:以李娜为例

      当前社会是一个“公共外交”时代,各国为了提升自身形象,通过与国外的个人及组织建立联系、保持对话、传递信息、相互交流等形式展开合作。职业运动员区别于普通运动员,他们具有更高的运动技术水平。职业运动员长期驰骋在国内外赛场,赛场中他们不仅代表着个人的形象,同时也代表了国家形象,无不传递着国家学问气息和个人精神风貌。特别是在全球化程度和关注度高的项目,这种形象表达尤为重要,是国家软实力的体现。国家学问的专业性是运动员传播的薄弱环节,这种专业性着重体现在运动员的语言表达能力、学问沟通能力和环境适应能力。只有积极加强中外学问交流,发挥其潜移默化、滴水穿石的作用,才能有效践行国家学问使者的职责。本研究旨在为培养更多优秀的职业运动员成为能代表国家形象的学问大使,并提升积极的中国形象提供借鉴。
职业运动员学问使者形象的概念
1.1  职业运动员
      职业运动员是指受雇于一个俱乐部或一个财团,把参加比赛和运动作为职业,以取得个人收入的运动员。其收入主要由基本工资、出场费、比赛奖金等部分构成。个别优秀的运动员可在俱乐部允许下,收取广告费。职业运动员可以转会,即由一个俱乐部转到另一个俱乐部。一个优秀的运动员转会,就会影响原俱乐部的成绩和经济效益。这就要求另一个俱乐部付给一定的转会费用。职业化较高的运动项目有高尔夫球、足球、橄榄球、网球、篮球、台球、拳击、板球、壁球等。由于职业运动员是以比赛和运动为谋生手段,收入很高,也存在着失败和被淘汰的压力,所以职业运动员往往有较高的运动技术水平。
1.2  学问使者
      “使者”是指担负着重大使命,受命出使的人。它是一个把主体意思传送给对方,进行交流的传播者。在法律上,使者因其任务不同,可分为表示使者、传达使者、受领使者等。在我国历史上最早张骞出使西域、郑和下西洋等活动,都是使者的表现。在体育界,学问使者的重要表现是因项目比赛产生交流和融合,围绕学问进行传播的相关活动。
1.3  职业运动员学问使者形象
      职业运动员区别于专业运动员,中国的职业运动员是从固有的体育训练体制中培养的“专业运动员”转化而来,依靠专业运动员的“职业化”。职业运动的本质属性是以体育为谋生手段,运动员是商品,可以以雇佣的方式自由买卖。职业运动员的学问使者形象是能够传递国家学问信息的职业运动员所具有的形象。它的内涵是以职业运动员为载体,传播一定形式国家学问信息,在公众心目中引起的感知、看法与评价,系其内在与外显要素的组合。
运动员的形象构成和表达
2.1  运动员的形象构成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形象是人们通过视觉、听觉、触觉、味觉等各种感觉器官在大脑中形成的关于某种事物的整体印象,具有可感性。运动员的形象塑造包含的内容很丰富,它由理念、视觉、行为、言语4部分组成。
      参照著名的企业识别系统(CIS)理论,结合现实情况,归纳出以上更为具体的运动员形象构成要素。理念是企业识别系统的核心,也是运动员形象构成的基础,它是运动员的价值追求、职业素养、学问修养和道德修养的综合体现,具有较强的稳定性。视觉是一种具体的、综合的信息传递,它是根据已经确定的理念,向受众表达,包括服饰形象、体态形象和容貌形象等。行为是个人理念的延伸与外化,以动态形式传递信息,包括赛场的技术形象、战术形象及非赛场形象。言语是运动员个人观点、态度和情绪的外在体现,它通过口头形象、文字形象和目光(语)形象展示。
2.2  个人形象
      简单地说,个人形象也就是一个人的外表或容貌,也是一个人内在品质的外部反映,它是反映一个人内在修养的窗口。社会学者普遍认为一个人的形象在人格发展及社会关系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个人形象的感知体现出个人的社会认知感,形象不仅是体现在衣食住行等方面,还有在社会活动和交流过程中体现出来的自我认同及认知自我的过程。
      李娜2011年在法网勇夺冠军,成为中国乃至亚洲在网球四大满贯赛事上夺得单打桂冠的第一人。职业生涯共有21次打入WTA决赛,摘得9个冠军头衔。她连续4年参加WTA网球总决赛(2010替补、2011、2012和2013正赛),并且在2013年获得了年终总决赛的亚军,随之而来的各种荣誉和奖金也让李娜成为了“国际网球巨星”。李娜也成为了中国网坛的旗舰品牌,不仅享誉全国,也令世界震惊。作为在国际体坛,特别是在WTA赛场上最有代表性的球员,李娜的个体形象受到了国际社会舆论的高度认可,成功地塑造了国家形象。
2.3  国家形象
      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对自己的认知及国际体系中其他行为体对它的认知的结合;它是一系列信息输入和输出产生的结果。国家形象被认为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可以从一个方面体现这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和影响力,因此,国家形象的塑造与传播深受各国政府的重视。“国家形象”作为反映在媒介和人们心理中的对于一个国家及其民族的历史、现实、政治、经济、学问、生活方式及价值观的综合印象,是国家的外部公众和内部公众对国家本身、国家行为、国家的各项活动及其成果所给予的总的评价和认定。
      近年来,中国、中国人、中国元素、中国制造、中国创造、中国符号、中国风等,越来越频繁和突出地出现在全球媒介信息之中,共同建构了“中国形象”。中国的功夫学问、茶学问、餐饮学问,以及中国的京剧、民俗、民间学问等,都成为国家形象的重要塑造手段。北京2008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开闭幕式,作为一个学问事件,为新时期中国的国家形象塑造树立了典范。
      作为在国际体坛,特别是WTA赛场征战过多年的球员,李娜以她出色的表现得到了西方主流社会的认可,树立了崭新的中国名片。李娜的个体形象受到了国际社会舆论的高度认可,成功地塑造了国家形象。
李娜作为学问使者的形象表达
      长期以来,热门项目的运动员承载了超越职业形象本身的政治、经济、学问的深层意义,他们是展示国人形象的窗口。李娜作为亚洲第一个大满贯获得者,在巡回赛中的表现悄无声息地改变了西方世界对于中国运动员的刻板印象。自信的笑容、流利的英语、风趣的表达、独特的个性,使她在国外拥有了诸多粉丝,同时提升了中国人的世界形象。当国外品牌纷纷邀请李娜做代言,商业价值飙升带动学问产业的时候,人们不禁发现团队的温馨和谐是多么重要,学问和精神的双向交流也可以为家乡赢得了弥足珍贵的宣传机会。
3.1  多项全球知名品牌代言使者
      随着运动成绩的提高,李娜的商业前景也逐渐被挖掘出来,与多个国际知名品牌签约。她的团队阵容构筑为她构建起了一个庞大的“娜帝国”。退役前,李娜至少有13个代言品牌:劳力士、VISA、耐克、Babolat、哈根达斯、SpiderTech、奔驰、Crown、泰康人寿、昆仑山饮用水、伊利、SAMSUNG电子等。这些品牌中大部分是国外品牌,李娜的国际知名度推动着学问的传播。
3.2  商业价值飙升带动学问产业
      李娜的成功很难复制,但是从李娜身上,大家可以总结出一条职业增值的道路:打造职业附加价值,让职业更加丰满耀眼。职业价值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既包括职业本岗位通过薪酬和职务等形式体现出的直接价值,也包括其他形式的间接价值体现,即职业附加价值。李娜的职业附加价值包括3个层面,第1个层面指的是凭借自己的常识、技能获得的正常渠道的额外经济收入。第2个层面是良好的个人职业品牌。第3个层面是社会影响力。2013年,澳洲媒体以“李娜超越悉尼歌剧院”为题,对李娜给澳大利亚旅游带来的巨大促进作用给予了详细报道。澳网官员表示,由于李娜的出场,澳网赛事在中国的票务销量增加了30%。澳大利亚“旅游与交通论坛”负责人说,2012年有50万中国人赴澳旅游。在“李娜效应”的推动下,这一数据有望在5年内翻番。
3.3  国际赛场流利的英语和得体的表达
      无论是在资讯发布会上还是接受外国媒体的采访,李娜的英语水平让人赞叹,她甚至还上过CNN直播的脱口秀节目。正是李娜、姜山和团队的和谐努力,出色的英语交流水平,为李娜在国际赛场施展球技,表达自我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而幽默也使她赢得了来自全世界球迷的好感。
3.4  系列网球友谊赛提升城市品位
      由李娜牵头邀请,网坛老球王桑普拉斯与莫亚2位男子网坛的前代巨星,以及德国新生代女选手利斯基连续2年在李娜的家乡武汉体育中心网球馆上演。主办方希翼通过举办这个学问活动,拉近武汉这个国际大都市与世界的距离,宣传和展示武汉、加强与其他城市的合作与沟通。以精英赛活动为载体,以理解网球运动的内涵为导向,以扩大网球群体的参与面为目标,活动设计并组织了以“快乐网球,健康武汉”为主题的系列赛事活动,在武汉市掀起关注网球、参与网球的热潮。这种友谊赛对学问的传递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城市形象和知名度需要国际性大型体育赛事的参与,其对提高城市国际性、辐射性有着深远的影响。这种精英赛对于拉动城市内需,提升城市形象,加快体育市场化步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3.5  国际化的团队营造温馨和谐氛围
      李娜组建了自己的比赛训练团队,外籍人士托马斯、莫滕森、卡洛斯先后任其教练,在德国还有一个医生和一个体能教练,在国外有3块训练地,国内也有“匠心之轮”训练基地保驾护航。正是这种对国际惯例的遵循,让李娜逐渐适应了国际化的生存空间。从签下李娜开始,IMG全球副总裁埃森巴德就对她的未来深信不疑:“大家只代理世界上最优秀的运动员。”李娜与名帅卡洛斯的牵手,为个人生涯再次起航蓄积着力量。李娜也在很多场合公开表示团队的鼓励与支撑对自己非常重要,她希翼看到更多的鼓励和认可,这方面经验老道的卡洛斯掌握得最好。遇到大型赛事,特别是四大满贯比赛,“娜之队”全体成员和部分中国球迷会在现场穿上专门定制的“娜之队”加油队服,这无疑给李娜增强了信心。
3.6  学问和精神的双向交流与传播
      李娜作为学问使者,她和团队的传播具备双向交流特征,既有传又有播。李娜,将中国网球带到了世界的高度,也让中国北京成为了亚洲网球的中心。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让她接触到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运动员。在国外参赛期间,有的时候出席宴会和抽签仪式,李娜会穿上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旗袍,传递中国学问。偶尔也会向科维托娃、利斯基、汉图楚娃等好朋友推荐中国的美甲。2013年澳网参赛期间,李娜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宣传自己的家乡武汉。2014年9月30日,李娜在国家网球馆举行了退役仪式。镁光灯下,在现场1万多球迷的手机电筒照耀下,李娜缓缓离开赛场。好友科维托娃作为球员代表发表了感言,大加赞颂了她在国际学问传播中的作用。
职业运动员学问使者的形象塑造方式
4.1  提高自身素质
      全球化改变了时间和空间的距离,所有的生产与消费都在被全世界所共享。李娜的粉丝不只限于中国人,每年澳网比赛现场会有很多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的球迷给李娜加油。2013年澳网决赛,李娜两度受伤两度继续参赛,让世人看到了李娜的性格魅力和闪光点。她的参赛精神也传递了中国“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价值观和永不放弃的精神。一个坚强、大度、真诚的中国姑娘赢得了球迷的心,传递出积极的正能量。李娜的这种自立自强,有担当和责任感来自中国传统教育,是中华学问的核心价值观。
4.2  完善自我形象
      职业运动员的形象塑造是一个系统和长期的过程,来自于自身的努力和团队的包装设计。运动员规范个人行为,提高文明修养的同时,可以利用服装的色泽与款式打扮形象。体育商业化以来,需要在服装、舞台效果等方面加以设计和包装。
4.3  提升媒介素养
      如果说媒介是人体的延伸,那么媒介素养就是传统学问素养的延伸,它包括人们对各种信息的解读能力,除了现在拥有的听、说、读、写诸能力之外,还包括更丰富的内涵。很多运动员并不了解什么是媒体管理、公关关系、品牌塑造、品牌营销、体育营销等种种他所需要的常识。这种非常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必须有人帮助他们完成各项工作,使他的形象和发展走向一个健康的轨道,所以,面对各种报道和采访,提升媒介素养能力是优秀运动员急需解决的问题。
4.4  加强英语学习
      国际化的赛事、国际化的舞台为职业运动员的成长和出名提供了保障,他们需要有国际化的视野和语言交流能力,这样才能够发出更多自己的声音,否则会制约个人的发展。例如李娜长期在国外征战,很受欢迎,她流利而幽默的语言,都是无需翻译的学问语言。
4.5  接受继续教育
      李娜在退役的2年时间里回到大学学习,终于在2011年罗兰加洛斯拿到了梦寐以求的大满贯,这样的成绩和学识的积淀与心理的调整是分不开的。对处在事业发展期的职业运动员,可以适当选择回炉学习,接受继续教育是对已有成绩的沉淀,也是为未来进入赛场的充电过程。
4.6  借助传媒力量
      当前媒介迅猛发展,传媒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宣传力量,从本质上来说,它成为了一个制造和吸引注意力的工厂。通过一系列的广告,李娜实现了个人利益和形象的最大化。褪去职业运动员身份的李娜,仍不忘身体力行通过媒体推广网球运动。同样,里约奥林匹克运动会赚足人们眼球的游泳运动员傅园慧和跳水运动员秦凯,在注意力经济下也为自己博得了国际传播价值。
4.7  规避负面情绪
      职业运动员要关键时刻头脑清晰,特别是在处处曝光的全媒体时代,行为和言语都要掌握分寸。媒体传播力量具有很强的放大效应,李娜法网输球后的“三叩九拜”事件就曾引起轩然大波。卡洛斯公开表示,她应该对媒体更友好。这就要求对运动员的培养要加大道德素养和学问礼仪方面的教育,对国际化运动员加强语言规范的引导教育,树立积极正面的传播形象。
4.8  适时环境渗透
      适时的环境渗透包括主动渗透和被动渗透2方面。中西方学问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差异,面对这些改变不了的环境问题,李娜被动融入了职业球员的市场,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不同决定了她要适时进行调整,实现融通。主动渗透体现在国际舞台上对中国传统学问的表达和展示。一个新时期的中国青年要勇于在国际舞台上宣传我国的传统学问,适时渗透传播,增强价值的创造能力。
4.9  政府的有力支撑
      党的十八大把人才工作作为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8项主要任务之一,并明确指出:“加快人才发展体制改革和政策创新,形成激发人才创造活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开创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生动局面。”早在姚明年轻时,政府就认识到了他在中美政治、经济学问交流的重要性,李娜也是如此,合理调整的参赛节奏与方式成为了她在外生存的基本原则。职业运动员在学问传播方面的力量不可忽视,政府有力的支撑是其学问传播作用发挥的重要保障。
 
——摘自:陈岐岳,钟秉枢,骆秉全,职业运动员学问使者形象的表达和塑造:以李娜为例——《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016.06

从“制度理性”到“公共理性”:我国竞技体育的公共价值演进

      1995年,伴随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竞技体育成绩稳步提升,全民参与体育热情随之不断高涨,国家体委陆续于6月20日颁布《全民健身计划纲要》、7月6日颁布《奥运争光计划》两个政策引导性文件。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沿承竞技体育、大众体育、学校体育结构层次规律自1995年开始,由于两个比翼齐飞的引导性文件的出台,使得竞技体育与全民健身的价值关系融合,竞技体育与全民健身作为体育发展主体的两翼开始翼动我国体育腾飞。我国竞技体育成绩从1996年亚特兰大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始逐年稳步提升,直至2008年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达到历史巅峰。竞技体育领域成绩在过去20年稳步、全面、快速发展:不仅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成绩突飞猛进,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取得金牌零的突破;基于运动项目的单项体育赛事的竞技成绩斐然;职业体育俱乐部快速发展并取得成功。与此同时,与竞技体育成绩屡攀高峰相对的是,我国公民整体素质下降,大家在各种报道中能够看到诸如学生军训猝死、白领工作猝死等消息,而近年来的数据证明,我国成年人身体综合素质较近邻日本较低(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中日国民体质联合调查研究基金项目:抽样为中国上海与日本东京)。竞技成绩的突飞猛进更加凸显了我国全民健身的积弱现象,基于国家利益的竞技体育从价值上是优于基于个人价值的全民健身,这种畸重畸轻现象引起社会关注。
      2014年国务院第46号文件《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出台,将体育领域改革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在46号文中,具体要求我国体育事业发展要营造重视体育、支撑体育、参与体育的社会氛围,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这种转变是我国体育事业伴随社会经济发展历史而进行的转型。从全民健身角度看,是对全民健身事业发展的重新转轨;从竞技体育角度分析,是对竞技体育公共价值的重新转向。竞技体育事业发展过程中体现出了作为公共产品的公共价值,而价值的演进过程是伴随我国的竞技体育发展和制度的演变,基于以上分析,构成了本研究的逻辑主线:竞技体育的公共价值在我国的体育事业发展方式中是一种理性的过度:从“制度理性”到“公共理性”。
我国竞技体育公共价值历史演进
1.1  大国崛起、形象展示:新中国竞技体育政治服务作用的公共价值(1949—1966年)
      1949年,我国从残垣瓦砾中建设起新中国。建国初,各项事业发展百废待兴,体育事业在此历史阶段伴随社会发展而艰难起步。国家成立了专门的体育部门——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国家领导人专为体育事业发展提出“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发展口号。
      竞技体育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20年,主要肩负为国家树立形象,展示新中国精神面貌的政治任务。1953年,游泳运动员吴传玉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举行的第1届国际青年友谊运动会100m仰泳决赛中,为新中国获得国际比赛中的第1枚金牌。1956年,著名举重运动员陈镜开在上海举行的中、苏举重友谊赛中,创造了新中国的第1个世界纪录。1959年,容国团在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获得新中国的第1个世界冠军。在每一次纪录诞生过程中,世界也逐步认识了新崛起的国家形象。这种形象展示,从公共事业发展角度看是我国竞技体育公共价值的原始积累,同时也是满足公民政治需求的一种原始表征,这一历史时期内的竞技体育从价值表象上是完成竞技体育公共价值的初期表象功能,是一种服务于国家政治的原始公共价值体现。
1.2  曲折前行、举步维艰:特殊时期组织体育,服务个人的公共价值(1966—1978年)
      1966年起新中国经历十年的动乱时期,社会发展总体停滞,加之自然灾害的外化作用影响,各项事业发展举步维艰。
      竞技体育在此历史阶段的发展可以说在停滞中略有亮点。1971年,我国选手参加日本名古屋第30届世乒赛,期间发生了影响我国外交史的“乒乓外交”,同年,第一次全国体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大会肯定了新中国的体育工作成绩。
      在此历史阶段,以农民和职工为主体的体育开展得到广泛普及,这也是历史特性所决定的,正是由于国家主体性的失范,公民主体性自行上升,这正是基于组织与个人的体育公共价值体现,亦是竞技体育公共价值的朴素展示。
1.3  峰回路转、势如破竹:竞技体育带动全民健身的公共价值(1978—2008年)
      1978年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历史时期,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体制转为市场经济体制,各项事业步入正轨。随着“入世”成功,我国各项事业发展模式与世界接轨,以提高公民个体财富和提升个人幸福价值的发展方式正成为我国各项事业发展的主体和主要发展模式。在市场化发展集聚的时代,职业化、精细化、个性化逐步成为了各项事业发展的产业基础。
      改革开放后的30年,正是我国竞技体育快速发展的30年,奥林匹克运动会成绩从零的突破到金牌总数第一,职业体育伴随我国经济发展产业化与商业化性质越发明显。足球职业联赛、篮球职业联赛、排球职业联赛、乒乓球职业联赛、羽毛球职业联赛等均在这一历史时期产生。体育的职业化也随着经济的发展细分显著,如:职业教练员、运动员、保障团队甚至是职业球迷。2001年我国申办2008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成功,将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推向了又一极端,以竞技成绩为目标,以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为主体结构的发展模式使得体育的公共价值在此历史时期沉浮于低。但是,体现公共价值的、伴随与北京奥运同行的全民健身在国家主体的倡导下也逐步展开。
      总体看,始于1978年的我国改革开放,使得我国快速与世界接轨,加速了我国国际化的进程,直至2008年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成功举办,我国体育事业从重新加入国际奥委会到达到奥林匹克运动会成绩的一个巅峰,这是我国竞技体育的成功。而这30年的历史时期,也恰恰是我国竞技体育与全民健身事业价值互动异化最为明显的历史时期。从价值上看,基于公民利益的体育事业(尤其是竞技体育)公共价值在此历史时期内是不明显的,是沉匿于快速的经济发展的综合国情之下。
1.4  稳定调整、平稳过渡:竞技体育发展于后奥运现象中的公共价值(2008—2014年)
      “后奥运现象”是任何举办国都无法避免的社会现实,奥林匹克运动会举办国在下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竞技成绩下滑,经济增长放缓,一般“后奥运”现象会在举办国持续4—6年。我国在2008年后,体育事业(尤其是竞技体育事业)发展也出现了这样现象。2012年伦敦奥林匹克运动会成绩较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总体下降,2014年仁川亚运会虽获得金牌总数第一,但成色略显不足,三大球项目无一获金。竞技体育成绩的后奥运效应带动了全民健身事业的发展,与近邻相同,我国在成功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后将发展重点移至全民健身运动中去,也就是说更加关注其公共价值:1964年日本举办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后,内阁颁布《关于增进国民健康和体力对策》(1964)而后日本文部省又颁布了《关于普及振兴体育的基本策略》(1972),这两个文件标志着日本体育在后奥运时期开始转向为以普及为主的社会体育。1988年韩国举办汉城奥林匹克运动会后于1990年3月制定了《大众体育振兴综合计划》即“小老虎计划”(1990—1992),而后的1993年又制定了《全民大众体育振兴五年计划》,这两个韩国体育史上具有代表性的文件颁布标志韩国体育事业发展的公共价值转向。
      2014年在不断的调整与适应我国“后奥运现象”过程中,国家行政最高部门根据我国体育领域的发展实际出台的《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同时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这种供给侧改革意见标志着我国体育事业发展调整期的结束,供给侧更加关注公民的个人价值(体育公共价值)提升而非是竞技体育的原生价值,这也标志着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方式改革正步入正轨。
      竞技体育在此阶段稳定调整,平稳过渡,在各项赛事中竞技水平稳步提升且有亮点,竞技体育的公共价值体现是在异动中对全民健身和青少年体育产生了较为重要的影响。由于竞技体育成绩取得对公众影响已不如奥运举办时期,竞技体育社会价值的异动展示更为直接的影响是对广场舞、百姓健身房、社区运动会等基于公民个体的健身方式正在形成。在我国成果举办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后的这一“后奥运”时期内竞技体育的社会价值结合政府的服务职能是对公共价值最好的体现,更是竞技体育公共价值的实现路径。
1.5  公共体育、科学发展:竞技体育科学服务全民健身的公共价值(2014年至今)
      2014年是我国体育事业发展中极为重要且具有标志性的一年,国家对体育事业发展的方式及结构进行调整。2014年后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根据政策调整将更多关注社会体育与全民健身事业,体育资源以及体育服务将从竞技体育领域科学与合理流向群众体育领域,体育事业发展的主体、结构、特征、内涵将向凸显公民个人价值的公共体育进行回转,体育事业发展的公共价值将逐步成为体育事业在这一历史时期内的主流价值。
      竞技体育作为体育项目的顶层技能展示和运用,是有极强的技能科学普及引导价值的。2014年的体育改革使得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方式出现了转型,从以国家利益至上以竞技体育为驱动的国家体育转向为以公民个体为利益以全民健身为驱动的公共体育,这种变化和转变使得竞技体育的公共价值在科学服务中得以更多凸显。竞技体育工编辑在此历史时期可以通过志愿服务形式服务全民健身;更要在竞技体育领域顽强拼搏,展示技能以达到对社会大众的技能及精神的良性影响互动。这一时期的竞技体育公共价值是在历史改革发展中的科学定位,更是对事业发展中对社会有效驱动的公共价值回转。
竞技体育与全民健身的价值互动
2.1  价值主体的协调互动
      价值主体从本质上是指对事物发展过程产生影响的价值需求,这种需求是对价值客体的基本价值做属性判别,同时这种需求能够对价值客体产生一定的关系影响,这种关系包括认识、适应、改造和利用。我国体育事业发展过程中价值主体的在结构主体上出现了演变,而演变的核心均是三元结构模式:从“竞技体育—学校体育—大众体育”到“全民健身—竞技体育—体育产业”。主体结构的改变是对价值主体在认识价值客体过程中的再认识与适应过程。
      竞技体育与全民健身作为我国体育事业发展中重要的价值主体,其关系也伴随着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互动。建国初期的政治情况与经济发展需要我国迅速通过国际体育比赛的成绩提升国际形象与国内氛围,竞技体育因此担负主体价值责任;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后,中国综合经济水平已经达到世界第2位,综合实力与国际地位已经不需要体育作为提升综合国力的一种手段,基于公民个体健康和发展的全民健身在此历史时期则产生主体价值效应。因此,竞技体育与全民健身作为体育事业价值主体在伴随价值客体不断的改变过程中协调互动。
2.2  价值结构的功能互动
      帕森斯在受到韦伯的深刻影响下,于20世纪40年代开始逐步形成其对社会学领域影响较深的功能主义。他认为:社会学的系统化理论必须符合“结构—功能”分析模式;这一理论的形成必须限于的“行动”参考框架之内。其理论侧重分析社会系统的结构与其他系统之间的关系,其理论惯用角色互动的制度化来说明社会系统概念。本研究讨论的价值结构是基于价值主体的结构化调整的现象,而非对事物价值的结构进行深度探索。
      竞技体育与全民健身作为体育事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的价值主体,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基于各自的结构特征发挥了自身的功能。在国家需要通过在国际体育赛场升国旗、奏国歌来提升国际形象甚至地位的时候,竞技体育的结构主体地位显现;在需要通过对公民主体体质健康更多关注和对全民公共体育服务进行调整期间,全民健身的主体地位显现。体育领域的主体功能互动来源于价值主体的结构化改变,而合理的功能互动更需科学的体育事业价值结构主体协调与整合。
2.3  价值理性的理性回归
      美国管理学家登哈特夫妇认为,在政府转型过程中是一种由新公共管理向新公共服务的模式转型。其首要观点就是政府的职能是服务,而不是掌舵。我国正在处于改革的关键时期,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的召开,标志我国改革政府职能逐步从掌舵向服务转向。2014年《意见》的出台,标志着我国体育的价值功能出现转向:从关注国家利益的国家体育到关注公民利益的公民体育。竞技体育作为体育事业的重要一级也在从制度理性向公共理性产生价值回转。
      竞技体育一方面是促进公共体育发展的必要手段,另一方面其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公共性物品。由于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使得竞技体育的公共价值尤为凸显:在社会价值上,竞技体育成绩的获得能够使推动青少年体育发展,能够推动体育产业进步,能够带动全民的参与体育热情,这种公共性是体育发展的转向。从公民角度说,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持续增加,公民体育需求不断上升,通过公民需求而获得的公共资源也不断增加,公民对公共权力意识提升和公共意识的觉醒使得竞技体育的公共价值对于社会发展尤为重要。
      从价值回归与转向上分析,竞技体育的公共价值是一种基于服务公民的理性回归,从服务国家与社会转向服务组织与公民,是对竞技体育本身的重新定位,是对公民权利的重新审视,也是充分肯定了公民意识觉醒,更是对公民意识的理性满足。竞技体育的公共价值凸显是竞技体育发展的前提,更是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理性前提。
全民健身国家战略背景下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方式的公共价值回转
3.1  竞技体育发展方式回转:从“制度理性”到“公共理性”
      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是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总体水平的发展进行演进和变化的,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以及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实际情况,我国逐步提出了举国体制和奥运争光战略来引导竞技体育事业的发展。
      从历史的角度,制度的制定是根据国情、社情以及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实际情况,是理性的选择;从结果上看,从建国初的总体体育水平逐步提升和国际体育比赛的捷报频传到重返奥林匹克运动会后我国选手的争金夺银均显示出制度的优势;从发展范式上看,符合中国国情和当代竞技体育发展规律的行动计划是实现奥运战略目标为根本前提的竞技体育的基本要求。发展的范式是基于国家利益基础上的相关制度制定,是理性的根据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思路得出的具体行为范式,是制度理性的行为表达。
      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后,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方式将由“国家体育”逐步转向“公共体育”,而竞技体育的发展在此历史背景下也存在发展方式的转变。竞技体育将逐步为全民健身服务,为提升我国总体公民体质健康服务,将较为集中的体育资源转移到全民健身中去,高水平运动员作为社会体育引导员走进公民与社区中去为民所用,逐步体现竞技体育的公共价值,使竞技体育的公共性表达能够在我国社会发展中起到理性的推动作用。
3.2  竞技体育价值回转结构:从“政府主导”到“社会主导”
      我国改革开放后竞技体育事业发展是在举国体制的制度引导下完成的,举国体制保证了我国体育事业在一定历史时期的成果,但是从体制的特征上看是具有被动性的特征结构表象,竞技体育选材是单向的,培养是单向的,体育相关资源供给与配送也是单向的。因此,我国竞技体育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师徒反目、运动员违背体育道德、兴奋剂等问题均是由制度的一维性缺陷导致的。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主导结构是政府主导下的竞技体育事业发展,这也是中国情境的具体要求。
      全民健身升级为国家战略后,我国体育事业发展产生转向。竞技体育的公共价值逐步体现,注重公民个体价值(尤其是竞技体育领域内运动员的个人价值)的发展模式将逐步建立并形成。竞技体育选材、团队的梯队建设等将逐步以公民个人价值提升作为竞技体育事业发展的重要依据。竞技体育事业发展的多维制度供给,将逐步向社会主导下的竞技体育发展转向,竞技体育公共价值逐步彰显。同时,相关主管部门的供给侧官办分离也将成为全面健身国家战略背景下的改革路径。
3.3  竞技体育价值回转的保障:依法治国与简政放权
      1995年我国颁布的体育法是我国竞技体育发展与举国体制的供给侧制度保障,也是根本的法律依据。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体育在我国的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发生了价值转移,公共事业全面推进也使得体育作为公共事务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体育的供给也从国家供给逐步向社会供给发生供给侧偏移。随着全面健身升级为国家战略,2015年的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使依法治国成为了我国民族伟大复兴的法制根本。体育领域的依法治体也在这一改革的历史时期成为了体育领域的改革依据。
      在竞技体育逐步成为体育事业公共化的路径改革过程中,权力的归属,尤其是供给侧权力的归属问题成为了竞技体育事业发展的权力保障。2016年2月足球管理中心正式与国家体育总局脱钩标志我国首个竞技体育领域的组织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简政放权、管办分离。而这种改革将逐步渗透在职业体育、竞技体育中去。权力的供给侧改革是全面健身国家战略背景下竞技体育价值回转的权力保障,是制度理性向公共理性转移的权力转移。
结语
      竞技体育的公共价值在我国的演进过程从关系上分析是从以制度理性为核心的朴素的公共价值发展到以公共理性为核心的普遍公共体育价值过程,通过对这一过程的梳理以及对我国体育事业发展过程中竞技体育与全民健身关系的讨论将更加有效的厘清二者在体育事业中的作用与价值,将对竞技体育与全民健身的结构主体价值与功能效应产生科学理论分析,对我国在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背景下的竞技体育社会价值提出新的理解与阐释,我国竞技体育事业将在公共价值与公共理性的前提下更好、更全面、更具体的服务于国家战略,服务于公民健康体系。
 
——摘自:邵凯,从“制度理性”到“公共理性”:我国竞技体育的公共价值演进——《体育学问导刊》,2016.11

市场经济体制下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变异与优化研究

      2013年4月,我国14岁小将关天朗在美国奥古斯塔国家高尔夫俱乐部表现优异,成为历史上美国大师赛最年轻的参赛者。由此引发了国内外的热评,成为继丁俊晖、李娜之后我国职业体育成功的又一案例。4月13日的英国《金融时报》甚至在头版最显著的位置刊登了关天朗在大师赛上挥杆击球的照片,照片标题为“中国体育变革的推动者”。那么,未来我国的体育改革到底要走向何方呢?是不是意味着举国体制在市场经济下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逐步被若干个关天朗、丁俊晖等所替代,市场完全可以代替政府,成为未来竞技体育发展的必选项?这一问题直接关系到我国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的协调发展以及未来竞技体育发展的基本方向。
关天朗现象是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必然产物
      今天,世界竞技体育是一种组织严密、运作规范、参与人数众多、耗时耗力的一项社会活动,长期的投入意味着背后必须依靠强有力的经济后盾。事实也证明,奥运奖牌榜上的排名与国家的实力(包括硬实力与软实力)有着高度相关性,即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一个国家体育的崛起往往也意味着国家实力的不断增强。通常而言,国民财富的积累达到一定程度时,用于体育的消费会出现一个跨越式发展的阶段。由发达国家的经验显示:当经济水平人均GDP达到1000美金时,就意味着该社会逐步进入休闲时代。用于休闲的支出会急剧增长,特别是一些消费较高的项目如高尔夫、保龄球等会在短期内得以快速发展,以美国为例,由人均GDP决定的居民消费能力是影响高尔夫球俱乐部发展的重要经济指标。“若不考虑其他因素的影响,在同一水平人均GDP下,高尔夫球俱乐部的发展程度应是相同的”
      在1970年,美国的人均收入近5000美金时,系数下降至0.63,随经济的增长,系数不断升高,说明在1970年人均收入接近5000美金时,是高尔夫球俱乐部发展最快的时期,俱乐部增长比例高于经济增长比例,其他时期略低于经济增长比例。“总体上,这一系数保持在0.5—2.0 之间”。这一现象在八十年代的日本和九十年代的韩国都得以印证。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均收入和国民财富都得以快速发展,人均收入正处于5000美金这一拐点,尤其是高收入人群数量的快速增长,为高尔夫运动的普及与发展奠定了人力、物力基础。休闲需求得以快速释放,以高尔夫为代表的休闲运动必然成为人们的新宠,目前,中国高尔夫消费人群已达100万人,且这一数量还在以每年30%的速度快速增长,由此新生代高尔夫球员在国内逐步成长成为必然。
竞技体育举国体制产生到变异的必然性分析
      不难相信,随着我国经济的稳定增长,会有更多的关天朗、丁俊晖、李娜等明星破茧而出。“关天朗推动中国体育变革”无疑是指举国体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突破与创新问题。那么,这种现象是对举国体制的否定与消解,还是体制之内新生力量的萌生,会继续推动原有体制的不断完善和自我更新呢?
2.1  举国体制产生
      针对以上问题大家首先应回顾一下举国体制产生的时代背景以及优缺点。建国之初,百废待兴,政治孤立,因此竞技体育担负起强盛民族、民族自立的沉重使命。1952年6月成立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由于西方欧美国家在政治上对中国实行封锁政策,中国积极向苏联学习:成立体育学院、集中训练优秀运动员、举办全国运动会等等,在人才培养上动用国家行政力量,对人力、物力、财力进行集中管理即后来所称的“举国体制”初步形成。其后这一模式不断充实、壮大、成熟。
      举国体制的形成有其历史必然性。首先,薄弱的经济实力是举国体制的现实选择。经过近百年的外强侵袭,国家一穷二白,发展体育事业所需的场馆、设备乃至人才都极为匮乏,要实现迅速提高必须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资源予以发展。其次,我国国家机构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这种体制在建国之初发挥了极为巨大的作用,是前期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的直接制度动力。第三,举国体制下的三级训练网的形成符合当时社会心理。百年屈辱之后的独立解放,由此而来的巨大自豪感产生出惊人的爆发力。在此背景下不难理解“三年赶英,五年超美”的宏伟甚至不切实际目标提出的社会心态了。在这种极度爱国情绪左右下,急于展示民族崛起的姿态,在政治孤立的局面下体育承担了这一历史责任,由此举国之力,成国之事成了当时唯一的、必然的选择。第四,当时的政治形势也决定了举国体制的形成。当时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对中国采取经济上压制,政治上独立的政策,而作为近邻的苏联既有地缘优势(中苏直接接壤)又有着制度上的相似性,当时从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都以“老大哥”为模板,举国体制下的苏联迅速成长为世界体育强国,与美国共同称霸世界体坛,在这种政治环境下,我国选择以苏联为榜样的举国体制成为必然。第五,传统学问对举国体制的形成也有着或多或少的推动作用。流传两千余年的儒家学问熏陶下的国民以国家荣誉为荣,因此视举国体制为自然,由此举国体制得以确立。后有学者将之定义为“以奥林匹克运动会等重大国际赛事取得优异成绩为目标,以政府为主导,以体育系统为主体,以整合、优化体育资源配置为手段,动员、组织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在国家层面上形成目标一致、结构合理、管理有序、效率优先、利益兼顾的竞技体育组织管理体制”。事实也证明,这一体制在集中资源、有限发展重点项目上具有极大优势,我国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亚运会上的表现也充分证实了这一点。
2.2  市场经济中举国体制仍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尽管市场在竞技体育事业中的作用越来越重,部分项目已经走向职业化道路,完全由市场承担。但是并不意味着举国体制作用的消失,即使在欧洲职业化程度极高的足球中也是如此。以德国为例,自1998年开始,德国足协一方面要求职业足球俱乐部在其青年梯队培养方面加大投入。另一方面通过地区范围内的天才球员发展计划,筛选并培养11岁至16岁的天才球员。其目标是将足球俱乐部中190万青少年培养到18岁,使其将来具备成为德国足球甲级联赛或者德乙职业球员的潜能,并取得好成绩。足协专门成立专门机构对在训青少年进行评估和排名,对极具天赋的少年实施“天才球员发展计划”,1.4万11岁至14岁最具天赋的球员在全德国366个培训网点接受天才球员发展计划的培训。然后,通过职业俱乐部的竞训中心和精英足球学校进行继续培训。这种管理机制无疑是利用足球的影响力与足协的管理方式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在足球行业实施了真正的“举国体制”。这一计划的实施对德国足球运动的普及与提高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2012—2013 欧洲冠军联赛中,德国的拜仁与多特蒙德力克其余四大联赛,甚至连号称宇宙队的巴塞罗那也甩在身后,提前将冠军杯的决赛留在德国,无疑是对德国足球水平最好的诠释。
      不难理解,竞技体育的发展需要坚实的人力资源,而广大的爱好者与参与者是构成竞技体育金字塔塔尖的底座。如何协调塔底与塔尖的关系,疏通由下向上的通道,使得优秀人才得以迅速成长、发展,最终达到塔尖,为国、为俱乐部、为个人争取效益与价值的最大化是体育事业可持续发展的重中之重。而协调广大的群众基础必然需要高效有力的管理机构,无疑举国体制可以实现这一目的,甚至在市场经济中,这一体制更具优势。市场本身带有一定的盲目性、随意性,追求利润,缺乏宏观和长远的规划是资本市场固有的弊病。而举国体制可以很好地弥补这一弊端,从行业本身出发,制定出良好的发展规划,为行业发展提供坚实基础。另外,市场经济中举国体制的实施优势与劣势并存。劣势在于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流动完全按照市场需求流动,不接受行政计划的直接调节,任何方案的实施需要整合的因素众多,各利益主体之间达成协议必然涉及相互之间的利益冲突,这为构建良好的上行机制造成阻力。优势在于市场经济更容易吸纳社会资本的介入。通常而言,计划经济的存在是基于物质基础比较贫乏,要满足不同主体存在、发展需要宏观计划调整,而市场经济是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的,也就是社会资本较为充裕。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举国体制需动员国家人力、物力发展某项事业必然会汲取社会资源,占用其他事业发展所必须的资源,因此往往会引起部分群体的不满。我国竞技体育发展过程中为人诟病的主要原因就是金牌数量增长与青少年体质下降之间的矛盾。而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流动是市场的自然选择,不会引起该方面的顾虑。大家可以简单地将举国体制理解为一台水泵,在计划经济中这台水泵要将资源汲入到竞技体育中来,由于总体经济水平与竞技体育所需要的经济条件之间差距极大,因此这一水泵需要更大动力才能将资源源源不断地输送上来。而在市场经济中,社会总体经济水平较高,几乎与竞技体育所需经济条件相持平,因此,水泵无需动力(或极少动力)就可将资源纳入到竞技体育中来。
2.3  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变异势在必行
      举国体制在集中资源、有限发展重点项目上具有极大优势,这一点无论是国外先进经验还是我国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亚运会上的表现都充分证实了这一点。然而,随着时代发展,举国体制自身弊端越来越明显。
      首先,举国体制强调资源的集中,过多占用社会资源,这样必然会挤占其他行业(甚至行业内部)有限的生存空间,由此造成群众体育、学校体育发展不畅,导致国民体质下降,我国数十年来青少年体质数据连续下降就是明证。而举国体制中的运动员也被当作夺金工具,缺乏人文关怀,运动员伤病多、退役难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整个体育行业,尤其是垫脚运动员情况更为突出,违背了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
      其次,举国体制有碍竞技体育职业化发展进程。作为不同利益主体,举国体制的以国家利益为主,而职业化则强调企业、运动员为主体。同一赛场上上,由于不同主体利益的冲突必然会引起冲突。以我国网球为例,李娜等“金花”在体制内参赛、训练积极性都不高。而一旦走向职业化道路,其自身潜力得到极大释放,并充分展示了我国女网实力,为个人、国家争得荣誉,实现了共赢。在此意义上,举国体制的变异反而更好地促进了竞技体育的发展,特别是在职业化、市场化成为竞技体育发展的大背景下,对原有体制进行改革成为必然。
      最后,政府为了提高办事效率,倡导通过委托、承包、采购等方式购买公共服务。以前依靠海量的人才储备来支撑竞技体育发展的时代一去不返,很多俱乐部、训练队,依靠培养队员参赛获得比赛奖金、转会费等维持队伍运行。例如广州恒大就为我国职业足球树立了一个正面典型。从队员引进、队伍管理、教练聘用以及薪酬制定等各个方面,整个俱乐部严格按照市场规律运作。在健全的制度基础之上才在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乃至亚洲得以迅速崛起,最终问鼎亚俱杯。除了俱乐部名利双收之外,恒大还为国足提供了大量的优秀运动员,兼顾了国家与俱乐部双方面的利益,这种职业化做法已经远远超出原有举国体制的范畴,一味依赖计划调控已经无法满足竞技人才的正常流动和职业赛事的举办。由上,传统的举国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社会力量的介入是举国体制创新的基本方向和优化的助动力
      当前,我国正处于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转变的过程之中。如何借助体制优势,振兴我国体育事业才应该是未来发展的方向。对此,体育局局长刘鹏同志在2008年指出:“对举国体制的完善,大家要从更加宽广的视角来观察、思考、设计和统筹。”关天朗、丁俊晖、李娜以及广州恒大的成功无疑为体制的改善与发展提供了一个发展的样本和方向。
      随着国力的增强,民间资本日益活跃,并逐步涉足于各个行业,甚至石油、铁路、通信等领域都出现了民资的身影。李总理总理明确提出,政府要自我革命,主动放权,“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社会力量介入竞技体育无疑是当前政府积极倡导的行为,且是解决举国体制本身痼疾最好的良方:首先,社会力量(家庭资助)的介入拓宽了竞技体育资金来源,摆脱了举国体制挤占社会资源的痼疾;其次,李娜、丁俊晖、关天朗等人的成功仅仅是其成长、成才的一种选择,是将体育运动作为人格完善、素质提高的一种方法(途径)。这些人未来可以选择的道路极为多样,自然不必沦落为从事某项运动的工具。另外,对于一些像高尔夫、台球等在国内尚不普及的项目,知名运动员的成功无疑是对举国体制的一种完善与补充。这意味着一些国际上职业化程度高,推广力度大的个体项目,完全可以依靠市场运作代替计划培养。当然在此意义上,市场与计划并非相互排斥,而是在不同领域各自起到应有的作用。
市场经济条件下举国体制的优化路径
4.1  市场经济条件下举国体制观念的解放
      首先,体育“强国梦”的实现需要举国体制纳入市场元素。传统观念中,举国体制是计划经济的一个范本,举国体制要在市场经济中更好地发挥作用,应该首先解放旧有观念。特别是当前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的转变过程中,需要举国体制与市场经济的协调发展。其次,举国体制中应确立“体育为人”的本质属性。原有的举国体制无疑是为了夺金目标的达成,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全球化在竞技体育中的深刻影响,竞争和共享已经不是最好地概括体育精神的词汇,体育和国民身体素质成为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强大的坐标。随着社会发展,政府角色逐渐由“行为者”变为“管理者”,尤其是发达国家对待体育的方式越来越向大家证明,只有做到体育为人才能真正实现体育强国的目标,也只有体育为人,才能真正调动社会上的有利资源,真正实现举国体制。
4.2  准确定位,明晰政府与市场责任
      按公共经济学理论,体育具有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两种属性。提高国家声誉与国民体质的是公共产品;满足私人交往、精神愉悦等为目的是私人产品。这就要对不同体育项目进行准确分类。另外,任何项目发展都应考虑其投入与产出的性价比问题,对于国家而言,追求项目的效用最大化,而市场追求项目的价值最大化。站在投入—产出的角度,可将当前我国的竞技体育发展情况可分为以下八种。(见下表)
我国竞技体育项目性价比分类
投入
效用产出
价值产出
项目举例
多数非奥项目、田径
斯诺克、智力项目等
体操、举重等
乒乓球、网球、羽毛球等
马术等
高尔夫、网球等
跳水、游泳等
足球、篮球等
      对于投入较高而价值也较高的项目,如高尔夫则应侧重于市场化运作,充分吸引社会资金的介入,对于投入高效用高的项目则主要由国家承担。对于投入较高,而效用与价值都较低的项目就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不予重点发展。通过对项目的合理定位,准确掌握不同项目发展的不同规律,将其分为市场化运作与国家负担相结合。
4.3  原有举国体制的优化与创新
      首先要拓展选材范围,以全体青少年为发展对象,让他们充分享受体育权利。其次是改变参赛体制。让传统三级训练体制外的、具有天赋的青少年充分享有参赛资格,提高体制内外竞争力度。最后,体育主管部门应将所有体育事业作为公共事业予以发展。从德、法等国的经验来看,在青少年阶段其主管部门也给予充分关注。以法国为例,其基础阶段的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以俱乐部、体育协会为核心,各单项联合会依托各级俱乐部和体育协会,负责各项目青少年运动员的选材和训练工作。法国共有18万个俱乐部、体育协会,总计1600万会员,占法国总人口的27%。各级俱乐部、体育协会以培养青少年的运动兴趣、发现体育人才为宗旨,构成了遍布全国、布局合理的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材选材体系。这为法国的竞技体育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图略)
结束语
      诚然,大家在面对关天朗、李娜、丁俊晖等体制外明星的出现应抱有欣喜之情,并将之作为未来中国竞技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我国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转型注入新型燃料。当然,任何一种体制都是特定历史的选择,举国体制亦是如此,大家只能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和发展现有理论,使之不断地发挥应有作用,泥古守旧只能被历史淘汰。
 
——摘自:杨木森,市场经济体制下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变异与优化研究——《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1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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