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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背景下加快建设体育强国的动力与路径


——基于党的十九大报告的诠析与思考


1 引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在科学判断我国发展变革这一新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这表明,我国体育发展已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的历史进程证明,体育兴则中国兴;在中华民族走向强起来的历史进程中,也将进一步证明,体育强则中国强,“中国强”离不开“体育强”的有力支撑,这是加快建设体育强国的内在逻辑。

新时代赋予了体育新的内涵、新的使命,同时也给予体育更强劲的发展动力、更广阔的发展平台。如何充分释放发展动能,推动体育强国建设在速度与质量上“双加速”,使之成为中华民族强起来的巨大动力和引擎,这是建设体育强国亟待研究的现实课题。

2 新时代及其对建设体育强国的价值需求

2.1 新时代的科学论断及其内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的科学论断是党的十九大基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国内和国际综合考量而得出的科学结论,深刻揭示了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和时代坐标。这一科学论断的基本依据是:我国改革发展进入新阶段,发展理念和方式具有重大转变,发展环境和条件具有重大变化,对发展水平和质量要求更高;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新变化,即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学问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党的奋斗目标有了新要求,即在2020年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到2035年提前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再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科学论断的基本内涵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勠力同心、团结奋斗,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2.2 建设体育强国的提出与评价标准

早在1980年,我国就提出“进入世界体育强国行列”的目标。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则是体育全面发展的强国。目前,虽然人们对体育强国的理解更为深刻和全面,但其评价标准尚无统一界定。比如,田雨普认为,体育强国的基本标准是竞技体育、群众体育达到较高水平;周丽萍等认为,评价标准主要有“硬”“软”两个指标,“硬”指标包括国际大赛成绩、群众体育普及程度、学校体育发展水平等,“软”指标包括国际体育话语权、体育学问、体育科研等;鲍明晓认为,评价标准主要有基础实力、核心竞争力、外部溢出效应三个维度,基础实力包括体育人口、基础设施、体育科研等,核心竞争力包括国际大赛成绩、品牌赛事、国际影响力等,外部溢出效应即指体育之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这些研究成果表明,体育强国是体育全面发展的强国;但由于缺乏对标准的具体量化,又使得人们对体育强国的权衡较为抽象和模糊。对此,华南师大教授周爱光对评价指标作了具体量化:体育人口(成年人)占全国总人口45%以上;奥运成绩居于金牌榜前8 名;体育产业总值占GDP1.5%以上。虽然这些指标的全面性、量化标准的科学性还有待进一步商榷,但至少帮助人们对体育强国有了较为具象化的认知和权衡的依据。

2.3 新时代对建设体育强国的价值需求

新时代对建设体育强国提出了新的要求。从建设健康中国看,全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而体育则是实现全民健康必不可少的重要路径和有效手段。西方发达国家经验表明,体育健身活动对于促进身心健康、防治慢性疾病、提高生活质量具有重要作用。联合国卫生组织统计显示,体育健身每投入1美金,医疗支出将减少3.2美金。这一效应同样在国内得以证明,比如,上海市老年人经过体育锻炼,年均医疗支出减少437元;江苏省南通市80%以上用医保卡进行体育健身的人表示,疾病明显减少,每年医疗支出大约减少20%—25%。建设体育强国就是为全民健康提供全方位全周期的服务和保障。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看,体育是其重要保障。

3 新时代背景下加快建设体育强国的动力系统分析

3.1 目标引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目标是成功的动力。增强人民体质、实现全民健康,始终是我国体育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加快建设体育强国的重要动力。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从“物质学问需要”到“美好生活需要”,表明国人已经走出纯物质层面需求,转而追求精神满足与较高品质的生活。事实上,随着国人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其需求与消费正不断升级,这从近年来我国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的变化中便可以看出。2016年,我国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降至30.1%,接近联合国划分的20%—30%的富足标准,表明国民的消费需要已从“物质学问”升级到“美好生活”。

马克思主义强调,需要即“人的本性”,是人实践活动的原动力和原目的,是“任何社会生产的内在动力和根本动力”,人类社会也正是在“需要—生产—满足—新的需要”反复循环中不断发展进步的。建设体育强国的目的在于满足国人“美好生活”需要,而国人“美好生活”需要又是推动体育强国建设的原动力和原目的。

3.2 物质基础: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建构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马克思主义这一政治经济学原理告诉大家,作为上层建筑的体育,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而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换言之,建设体育强国依赖于国家的综合实力,特别是经济实力。国家经济实力越强,给予体育事业的支撑力度就会越大。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快速提升,国家财政之于体育的投资也在持续增长。数据显示,从19912011年,中央财政投入从1.37亿元增加到13.49亿元,增长近10倍;地方财政投入从15.16亿元增加到252.86亿元,增长了16倍之多。

3.3 学问条件:繁荣兴盛社会主义学问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学问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学问兴国运兴,学问强民族强”。作为学问的一种形态,体育是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学问土壤中孕育而成一朵奇葩,其发展始终受到国家、民族学问的影响,并反映了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学问精神、内涵与特质。比如,孕育于海洋学问、宗教性学问和敬重个体理性学问土壤中的西方体育,秉乘了追求个性、崇拜英雄、敢于冒险的西方学问精神和学问特质,注重追求“强与险”,强调竞争性、惊险性,讲究公开性、公正性;而孕育于统一性、连续性、非宗教性、中庸和平学问土壤中的中国体育,则秉乘了顺应自然、天人合一、以和为贵的中国学问基因,注重追求“康与寿”,强调娱乐性、表演性,讲究动静结合、身心合一。

3.4 空间供给: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当下,我国体育发展面临着广阔的发展空间。从时间维度看,“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马克思语),经过新中国成立之后,特别近4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体育事业同其他事业一样,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竞技体育步入世界前列,群众体育蓬勃发展,体育产业规模和效益日益提升。而体育实力的增强,需要体育“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以“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的能力”。从体育内部看,我国体育持续在横、纵两个维度拓展发展空间,在横的维度上,体育与旅游、服装业、交通通信、建材、食品业等相关产业呈现跨界融合发展之势;在横的维度上,深度挖掘体育竞赛业、体育健身业、体育传媒业、体育场馆运营业、体育营销经纪、运动休闲旅游业、体育互联网运营、体育基础设施建设等细分行业,体育发展空间愈加广阔。

新时代,我国正加快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在内部,基本形成西部大开发、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地区崛起、东部地区优化发展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在外部,正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建构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中国内部区域之间、中国与世界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合作日趋多样,这为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和舞台。

4 新时代背景下加快建设体育强国的路径之选

建设体育强国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战略支撑。从1980年提出“进入世界体育强国行列”,到党的十九大提出“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建设体育强国的步伐从未停歇。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颁布了《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46号)、《关于印发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511号)、《关于印发全民健身计划( 20162020年)的通知》(国发〔201637号),以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体育发展“十三五”规划》、《体育产业发展“十三五”规划》、《“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等一系列政策性、法规性文件,文件出台之密集、规格之高,前所未有,反映了党和政府对体育事业发展的高度重视、建设体育强国的坚定决心。这些文件对我国体育发展进行了全方位的规划和部署,也明确了在新时代背景下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的基本走向。

4.1 着力推动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协同发展

发展体育事业,建设体育强国,其终极目标在于增强人民体质、促进全民健康。就大众体育与竞技体育的关系而言,目前学界尚存在诸多观点。比如,有研究者基于我国体育的价值目标,认为群众体育居于“主导”地位、发挥“主导”作用,而竞技体育居于“次要”地位、发挥“次要”作用;有研究者基于二者的概念特征等,认为二者价值取向、本质意义存在较大差别,存在着一定的矛盾性和冲突性;有的研究者基于二者的表现形式等,认为二者是有机的辩证统一体。

笔者认同和支撑“统一论”观点。理由是:从促进全民健康看,健康不仅在于身体、体质健康,也在于精神、心理健康。作为“普及”的体育,群众体育、全民健身不仅是增强体质的有效手段,而且具有学问教育、精神陶冶等多重价值功能,是促进身心健康的重要路径。作为“提高”的体育,竞技体育强调体育的技术技能,即体育的科学性,以及更高、更强、更快的价值追求,以及由此孕育和展现的公正公开、理想信念、道德情操及强大的感染力等精神学问,给人们带来体育观念的创新、体育技术的呈现、体育精神的熏陶,同样作用于人的身心健康。

4.2 加快推动体育产业向纵横双维方向发展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发生变化,从“物质学问需要”到“美好生活需要”,表明国人体育需要与消费的升级,呈现出多元化、个性化特点,而且从观赏型向参与型发展,产生出新时尚、高端流行的迹象。国人体育需要与消费的升级迫切要求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推动体育产业向纵横双维方向发展。

所谓纵向维度,即深入挖掘体育细分领域,延长体育产业链,提高体育产业增加值和附加值。近年来,虽然我国体育产业规模、增加值快速增长,但体育产业增加值占比远低于发达国家。比如,2015年,我国体育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0.7%;而韩国体育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3%,美国、法国为2.9%,日本为2.5%,巴西为2.1%,英国和德国为2%。这说明,我国体育产业结构亟待优化,产业链亟待延长,增加值和附加值亟待提高。

事实上,目前我国体育产业结构中,体育用品占比达到79%,体育服务占比仅为21%;而美国体育服务比重高达70%,体育用品制造仅占30%。故而,在纵向维度上看,我国体育产业应加快转型升级,深入挖掘体育细分领域,大力发展体育服务业,提高体育产业增加值和附加值。

目前,加快发展我国体育产业面临诸多利好政策。2009年,我国颁发的《全民健身条例》,表明我国体育发展重点已众竞技体育转向群众体育;2010年,下发的《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的引导意见》中,明确了体育产业发展的市场化方向;2014年出台的《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中,把体育产业提到了“拉动内需”的高度,确定了体育产业的重要地位,进一步明确了市场化方向。应充分利用好这些利好政策,深度挖掘体育竞赛业、体育健身业、体育传媒业、体育场馆运营业、体育营销经纪、运动休闲旅游业、体育互联网运营、体育基础设施建设等细分行业,扩大和延长产业链。

所谓横向维度,即加快促进体育产业与旅游、服装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拓展体育产业发展空间。研究表明,体育产业与旅游、服装、交通通信、建材、食品、机械等行业,均有较强的关联度。也就是说,体育产业与其他相关产业具有良好的跨界与融合基因。我国《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促进“推动体育与养老服务、学问创意和设计服务、教育培训等融合”,“推动体育与住宅、休闲、商业综合开发”,“支撑金融、地产、建筑、交通、制造、信息、食品药品等企业开发体育领域产品和服务”。在政策驱动下,近年来,诸多市场主体开始纷纷跨界布局体育产业:2015年,贵人鸟股份、虎扑体育和上海景林投资管理企业联合成立了“动域资本”,重点投资互联网+体育、O2O体育服务、智能设备以及体育培训、场馆服务、赛事组织和媒体等细分领域;万达集团着眼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布局体育产业,在收购瑞士盈方、马德里竞技之后,先后出资4500万欧元收购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马德里竞技足球俱乐部20%股份,出资10.5亿欧元收购瑞士盈方体育传媒集团,并拥有其68.2%的股份,完成了对乐视体育的A轮领投,以6.5亿美金的价格并购美国世界铁人企业100%股权等,使得“万达站在了体育产链的上游”。这些跨界融合,极大地扩展了我国体育产业的发展空间。

4.3 积极创新和培育中华体育品牌

创新和培育中华体育品牌是加快建设体育强国的必然要求和重要路径。对国内而言,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和国民消费结构的不断升级,消费者对体育产品和服务的消费提出更高要求,更加注重品质,讲究品牌消费,呈现出个性化、多样化、高端化、体验式的消费特点。创新和培育中华体育品牌能够更好地满足消费者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和对生活质量的不断追求。就国际而言,国际体育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惟有不断创新和培育自主体育品牌,才能增强市场竞争力,扩大影响力。

总的看,我国体育品牌较少,名牌竞赛培育不够,体育服务品牌缺失,体育装备产品缺少创新。以冰雪装备为例:2016年,在我国共有的410台压雪车中,进口的占57.32%;5180台造雪机,进口的占85%;滑雪服、滑雪板等细分市场,大多由国外品牌占据。为此,应着力创新和培育中华体育品牌。

4.4 大力弘扬、发展和传播中华体育学问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学问源自于中华优秀传统学问,熔铸于革命学问和社会主义先进学问,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同样,我国当代体育学问亦是源自于中华优秀传统学问,熔铸于革命学问和社会主义先进学问,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在此发展过程中,中华体育学问孕育和形成了以“为国争光、无私奉献、科学求实、遵纪守法、团结协作、顽强拼搏”为内核的体育精神。从新中国的第一个世界冠军荣国团,到1980年创造“五连冠”奇迹的中国女排;从1984年实现奥运金牌零的突破,到2008年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军团以51枚金牌登上世界竞技之巅,中华体育精神激励着一代代中国人砥砺前行。

在新时代背景下,必须坚持中华体育学问自信,大力弘扬、发展和传播中华体育学问,为建设体育强国提供强大的动力支撑。对此,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赵勇提出了可视化、载体化、故事化、数字化、产业化、生活化“六化”思路:可视化,即把无形的体育精神理念,转化为有形的体育学问符号、标志;载体化,即通过打造优秀体育影视、音乐、书画、雕塑作品,建设体育博物馆等形式,集聚体育学问力量;数字化,即打造微博、微信、微视频、客户端,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凝聚体育精神;产业化,即把举国体制和市场机制相结合,促进经济增长、转型;生活化,即让体育学问融入百姓生活,使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让百姓在参与体育的过程中,潜移默化用体育滋养精神和心灵。特别强调的是,随着我国全面开放新格局的形成,我国体育发展的地理空间已拓展至全球,应以“一带一路”为重要平台,进一步扩大对外体育学问交流,积极推动中华体育学问走向世界,提高中华体育学问的国际影响力,向全世界传播中国体育声音。

5 结语

基于党的十九大报告,加快建设体育强国的巨大动力主要来自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提供了目标引领;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建构,将加速提升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而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快速提升,也必将为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奠定更加坚实的物质基础;繁荣兴盛社会主义学问,必将为我国体育发展、体育强国建设提供丰富的学问养分,注入强劲而又鲜活的动力;全面开放新格局的形成,使得中国与世界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为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和舞台。这些发展动力之源也蕴含着加快建设体育强国的基本路向。应充分利用和释放上述发展动力,着力推动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协调发展,加快推动体育产业向纵横双维方向发展,积极创新和培育中华体育品牌,大力弘扬、发展和传播中华体育学问,早日全面建成体育强国,使之成为全面建成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战略支撑。


 

——摘自:张春利,叶心明,新时代背景下加快建设体育强国的动力与路径——基于党的十九大报告的诠析与思考——《南京体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05

 

 

 

论中国体育精神涵养中国精神


1 中国体育精神与中国精神的相通点

1.1 中国体育精神的解析

党的十九大指出“更好构成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倡精神指引”。这一思想对于大家深入挖掘中国体育精神的价值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体育精神是体育运动的支柱,涉及全世界、不是某个单独的民族和国家、是通过体育活动所表示出来的一种具有稳定性的精神。中国体育精神是深受世界体育精神影响、植根于中国学问、以民族特有精神面貌表现的由人本主义精神、公平竞争精神、英雄主义精神、团队协作精神、拼搏进取精神、开拓创新精神等诸多层面构成的完整统一的精神体系。

中国体育精神是通过参加体育运动潜移默化地帮助完成对人的发展,包括强健体魄、健全并塑造人格、思想作风和团队意识、爱国情怀等都是通过体育运动孕育出来的意识形态的总和,是运动产生的最高级的产物。这些都远远超过了体育运动本身,成为了人心中的一种坚定的信念和追求。1917年毛爷爷在《体育之研究》中指出:“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苟野蛮其体魄矣,则文明之精神随之。”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蔡元培也说过:“完全人格,首在体育”,“殊不知有健全之身体,始有健全之精神,若身体柔弱,则思想精神何以发达?或曰,非困苦其身体,则精神不能自由。”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也曾经说,把体育当成养成高尚人格的最好方法,而不是单纯将体育看成是“粗腕壮腿”的手段,这些都是在强调体育精神的重要作用。

首先,中国体育精神是中国人所特有的展现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基本精神。作为一种学问意识,包含具有普遍意义的核心价值,是人类精神最为生动的体现。它重视人的自身发展和完善,体现人的价值,鼓励超越自我,在参与体育运动中的过程中促进人的身心发展的同时,通过体育学问体育精神帮助人树立自强不息、自尊、自爱、不惧困难不畏挫折、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

其次,中国体育精神是展现社会领域人际关系的美好精神。这种精神的高度体现为公平竞争精神。公平竞争精神也称奥林匹克精神。“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曾经提出真正的奥林匹克运动会精神是“相互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的精神。”体育无国界,精神有家园,运动员有祖国。参与者可以是来自任何民族,无性别歧视,健康或不健康(残奥)都可以参与体育运动,在体育运动中尽情的展现自我,超越自我,选择是自由的民主的这便是体育。中国体育精神重在培养人与人之间的真诚理解,合作和平友好,良性竞争。承认在平等的条件下进行公平竞争,为人们在社会或者其他领域下树立一个独特而光辉的榜样。

再次,中国体育精神是体现人的精神境界极致的完美精神。这种完美精神集中表现为主动为完成具有重大意义的任务而英勇顽强、不惧艰辛、不畏困难、自我牺牲的气概和行为高尚的英雄主义精神。在和平年代,英雄主义精神展现的平台主要在于体育竞赛上,将战争年的奋勇杀敌、不退缩、不屈不挠、力争反击的英雄转化为人们之间体能和力量的博弈、竞争、冒险等方面。古希腊哲学家朗吉弩斯将这种人格培育为“伟大的心灵回响”。

最后,中国体育精神是体现人的境界层次方面的大局精神。这种大局精神可以表现为团队精神、协作精神、共享精神、全胜精神、分担责任精神、集体荣誉精神。这些精神可以成为习惯、信仰、动机等心理驱动力、引导人们产生共同的使命感、归属感和认同感,进而积淀成为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向心力,乃至爱国主义情怀,成为中国精神的重要基础。

1.2 中国精神的蕴涵和实质

中国精神是引导中华民族五千多年延续发展、不断前进的精粹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财富。它包含了中国历史的悠久,承载着新中国未来的美好,是大家国家之基、民族之魂、个人之道。它深深的积淀在华夏儿女的心中,是中华民族从自在到自觉的发展,是中华民族软实力的具体表现。

中国精神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新中国的成立在到如今日渐强大不断走向世界的发展,这所有的一切不仅仅是中国人民艰苦奋斗的结果,更是中国精神的最好体现和中国精神凝聚力向心力造就的结果。它反映的是中华民族整体风貌、状态,代表着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中华民族是我国56个多民族的共存体,经历了共同抵御外来侵略,半殖民半封建的黑暗,推翻了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反动统治,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人民解放,缔造了和平统一的艰辛历程,在历史岁月的长河中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已经成为了中国精神的主旋律。

中国精神在国家需要发展壮大起来时,大国胸襟会学习和引进创新,国顺民安时国家得以持续发展壮大的精神基础。国家遭遇生存发展危机时,自强不息的国态会团结一致渡过难关。中国精神是中华民族得以繁荣发展,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支柱。对巩固民族认同,维护民族内部团结有着不可或缺的意义。记录了中华民族共同抵抗外来侵略者的悲痛历史,及新中国成立后追求民族伟大复兴民族独立奋斗历程。中国精神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蓄以朝气蓬勃的新鲜血液。强调民族尊严不容许任何人轻易亵渎或侵犯。中国精神不断塑造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需要的精神品质。

1.3 中国精神与中国体育精神的相通点

第一,中国体育精神是中国精神的重要内容。中国精神从内容上包括伦理精神、学问精神、创新精神,当然也包括竞争精神、拼搏精神、竞技精神、致胜精神,而这些精神就是体育必不可少的精神。这些精神有的起源于劳动,起源于与大自然的抗争;有的起源于对敌斗争,起源于战胜邪恶势力。既是人的力量的一种展现,也是人的力量的外显,体现了生命的伟大和精神、毅力、品格的生化。中华民族在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也是靠着这些精神发展壮大的,成为古老而又伟大并传承至今的美好精神。在神话传说中有精卫填海、羿射九日、女娲补天、愚公移山的精神;在历史上有,大禹治水精神、修筑长城精神、开凿大运河的精神、郑和下西洋精神,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上,有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南泥湾精神、铁人精神、红旗渠精神等等。这些精神是中国精神的具体表现,与大家倡导的体育精神相似也是相通的。

第二,中国体育精神可以带动其他精神得到振奋,充实和丰富中国精神的内容。体育精神就竞技和博弈来说,是专业人才所具备的少数精英的素质,获得荣誉顶峰的也是佼佼者,当然也凤毛麟角。但是,这种精神在令人钦佩、景仰之余,也能唤起人们的追求和模仿,起到引领和带动作用。一场体育是一次观众心灵的震撼和洗礼的过程,一场体育盛会,是所有关注之人的教育课堂,有助于激励人们的毅力和品质,培育和巩固民族性格。尤其是在和平年代,在体育比赛通过各种媒体广泛传播并拥有广大群体的情况下,人们对体育的观赏必然耳濡目染地接受体育精神的熏陶和影响。所以,承载体育精神的体育学问必然成为人们乐于接受的、寓教于乐的最好方式。我国人民在改革开放的几十年中,随着中国体育大国的崛起,随着在国际体坛上一块块金牌的获得,被人们赞颂的女排精神、乒乓球精神、羽毛球精神,已经不光是体育精神,而是成了新的时代精神,成为激励人们的新时代爱国主义精神,并进而衍生为学习精神、工作精神,甚至融为开拓进取、求实创新、攻坚克难的改革精神,乃至中华民族崛起于东方、走向世界的精神。可以说,在这样厚重的精神长城之中,有一片由体育精神筑成的坚如磐石的基础。

2 中国体育精神在中国精神养成中的地位和价值

2.1 中国体育精神依托中国精神的引领和导向

第一,中国精神包含了中国体育精神。中国体育精神是由世界体育精神和中国体育精神共同构成的博大精神体系,通过渗透了两种精神的内核,成为了具体中国体育精神框架和载体。在全民健身的过程中弘扬中国体育精神,帮助人们形成正确的体育价值观,引导人们树立体育不仅是运动,更是一种生活的理念思想。民强则国强,体育兴则国运兴,是通过体育精神浸润国民精神实现中国梦的一种途径。

第二,中国体育精神是中国精神在体育领域内的具体体现。而且,在和平年代,在国际舞台上体育最受瞩目,是召唤民族自强意识、体现民族伟大力量、展现民族英姿勃发的重要渠道。随着社会对体育的高度关注,全民健身已经上升为国家策略。人们对体育学问的需要,从追求身体方面的强健体魄,到在精神层面通过体育进行对人的教育。

第三,中国体育精神的独特力量展现,强烈的冲击视野,优美的体态动作,尽善尽美地彰显表达了中国精神的独特魅力和影响力。中国体育已经从体育大国走向体育强国。“世界给我十八天,我还世界五千年”,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成功举办,通过体育大家让世界看到了中国历史、中国学问、中国风貌、中国风范。

第四,中国体育精神虽然有时可以表现为奥林匹克精神、拼搏精神、竞争精神、竞技精神、夺冠精神的具体精神,但是不论是什么类型的精神,其核心理念都是中国精神、中国力量。没有脱离民族情怀、祖国学问的“纯粹精神”,或者说任何脱离民族国家情怀的体育精神都是不存在的。大家想要增强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认同与自信,当下是最有利的宣传契机,应当以弘扬中国体育精神,从而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2.2 中国精神是构成中国体育精神的指南和载体

第一,中国体育精神是对中华民族传统学问精华的承袭和消纳。现代中国体育精神既汲取了西方体育学问的精华,又扎根于中国民族传统学问,尤其是深得中国学问的要旨。诸如,吸取了中国传统学问中儒家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精神,吸取了道家的“道法自然”“顺其自然”的态度,吸取了佛家的“精进度”“般若(智慧)度”的大智慧,吸取了兵家的“上下同欲”“知己知彼”“用兵如神”的战略,吸取了法家的“刚健有为”“变法图强”等诸多学问精华的集成。通过吸取和创新后的中国体育精神便成为颇具“中国特色”的体育精神。

第二,只有以中国精神为引领,中国体育精神才能彰显强大的生命力。人是身心智力的整体,精神生活是人区别于其他生物的重要标志。体育通过其运动方式,参与手段不仅在物质层面上满足了人们的需要,同时多样化的学问也在精神层面满足着人们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自我的觉醒。个人与社会结构之间具有了稳定性、互动性才能促进个人意识的自觉。体育对促进这一过程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是一种无声的力量在感染着影响着人。体育对人的精神浸润具体表现在,通过参加体育活动的过程中,人会形成或加深对生命的认知,对自然科学的认知,对世间的美善与丑恶,还有竞争和合作等认知。体育扩展了人追求的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这是体育的魅力所在也是体育精神浸润人的体现。而人在社会中的精神源泉正是国家品格、国家发展、国家强大所带来的精神慰藉。中国人的精神境界渗透于各个领域和层面,体育精神也是在这个层面发展起来的,是深受中国精神的引领,才在个体发展、精神成熟过程中养成的精神状态。中国体育精神强大的生命力也正是导源于这里。

第三,中国体育精神是中国精神永葆鲜活靓丽的依托。鉴于中国体育健儿在各种国际比赛中的骄人业绩和突出贡献,党和国家领导人曾多次号召全国各条战线要向奥运体育健儿学习。其实,各条战线向体育健儿学习的内容,主要是是学习中国体育精神。中国体育精神在生活工作中带给人们的价值是正能量,是用积极健康、拼搏向上的精神来激励、鼓舞、教育、促进人们在生产劳动中的积极性、发挥增强精神激励的作用。因此,我国体育精神学问建设,不仅是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动力,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动力源泉,是我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精神动力群的重要支撑。

3 中国体育精神涵养中国精神的途径和方法

3.1 以体育的荣誉精神展现国荣

奥运赛场是展现各国体育竞技水平的最高国际舞台,也是各国体育健儿们展示拼搏精神、展现国家形象的场所。没有什么比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升起自己国家的旗帜、奏起国歌更能振奋人心更令人鼓舞的事情了。在多次奥林匹克运动会上,中国体育代表团的运动健儿都以高昂的斗志力、顽强的拼搏精神、精湛的技能,向全世界展示出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爱国主义精神、团队协作精神、英雄主义必胜精神,在赛场上用行动在诠释着顽强拼搏、永不放弃、集体主义的体育精神,彰显着现代中国所具备的一种大气从容、自信开放、活力奔涌的崭新形象。这些一个个具体生动的形象所展现的都是国家的荣誉感。

3.2 以体育的拼搏精神激励国强

在中国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过程中,中国体育精神的发展真正体现了中国人站起来、强起来、壮起来。体育强国梦与中国梦紧密相连,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九大将“全民健身上升到国家策略”来布局。现在中国正面临着决胜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两个百年目标,正在将改革向纵深推进、正在发起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的攻坚之役。实现全面小康的目标近在咫尺,改革开放以来大家从未像今天一样接近梦想的彼岸,大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弘扬体育精神、振奋中国力量,当下以体育精神为效仿对象来激发国人坚强的斗志,发扬拼搏不放弃的精神。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精神上提供强大动力。

3.3 以体育的强大精神展现国威

国际赛事上我国金牌总数不断上升。伴随着中国体育的不断强大,中国体育逐渐以强者的姿态展现在国际的舞台上。这种转变给中国人民树立了威信和威望。中国人民通过这种威信和威望树立了信心、看到了国家的希翼。在世界舞台上展现出更加自信的姿态。从体育大国到体育强国,中国体育事业长盛不衰、持续兴盛,给国家的发展带来了好运,给各项事业的发展树立了榜样。从中国的乒乓球精神到女排精神,从体操精神到游泳精神,每一项比赛的胜利都展现了中国体育的强大,都向世界展现了中国的威力。同时,这种精神也是一种具有丰富感召力和教育力的伟大教育和伟大动力,成为大家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斗争的精神力量。面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艰难险阻,以体育精神为榜样,顽强奋斗、艰苦奋斗、不懈奋斗用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攻坚克难。所以说,体育强大精神正是大家在各项事业的奋斗中、在国际舞台上展现国威的良好基础、教育蓝本、培育手段。

3.4 以体育的必胜精神展现国风

国风,可以理解为国家的风范,民族的风格。中国自古以来就不乏尚武精神,从太极拳的以柔克刚,从武术的英姿飒爽,从拳术的势不可挡,从剑术的行云流水,从射术的技艺精湛,从博弈的步步为营,都表现出中国体育精神内得天地之灵、外接万物之气,包容宇宙之力,吞并八荒之心的气概。这就是中国风貌。这与我国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尽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是一脉相承的国风。

体育精神展现的中国国风,表现在中国体育组织及运动员在各种比赛中的仁爱精神、人文情怀、德义风范之中。中国体育精神不同于西方的竞技性、个人性的体育学问,不是旨在张扬自我、放大个性、挑战极限,而是在更高的层面上展现对生命的歌颂、对人的潜能的发挥,更注重对民族形象的展现,承载和包容更多的精神学问。这种对体育精神的深刻挖掘、对体育人生意义、价值取向的理解,更适应新时代的发展需要,更适合引领世界体育的未来。


 

——摘自:刘艺芳,张志刚,论中国体育精神涵养中国精神——《体育学问导刊》2018.03

我国竞技体育社会价值实现探析


1 竞技体育社会价值表征

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竞技体育之所以扮演着重要角色,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原因在于:第一,竞技体育的教育价值。古希腊文明中,崇尚体育的古希腊人把体育看作全面培养人的重要方式。同时,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核心价值理念也孕育了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兴起。从古至今,热衷参与竞技体育的人们,不仅把从事竞技体育活动视为挖掘人体最大潜能的方式,而且把参与竞技体育活动视为个人突破自我全面发展的手段。这种突破与提升,不单局限于参与者本身,而是对于众多观摩竞技体育运动的其他社会成员,同样起到替代性教育的功能,引领众人因接触了竞技体育而勇于挑战自我,排解生活中的负能量。第二,社会安全阀作用在竞技体育中的体现。竞技体育可以是公众表达对社会诸多不满的一种合理手段,也可以是其缓解压力、转移不良情绪的一种渠道。这既能通过直接参与竞技体育实现,也能通过观赏竞技体育比赛实现。在有效预防潜在越轨或犯罪行为方面,以及缓解公众情感中的不良心绪方面,竞技体育都能发挥其他方式方法无法比拟的作用。竞技体育虽然以竞争为核心价值导向,但其表现形式却以类似于游戏的形式而存在,因而竞技体育所涉及的内容并不直接指向拼到你死我活的赤裸裸的血腥厮杀。故竞技体育作为情绪宣泄的出口,具有象征性功能,与此同时,也具有和谐社会维护稳定的作用。第三,竞技体育也是一种促进各国之间学问交流的有效方式。不同国家的民众通过竞技体育来增强彼此了解,促进学问交流。它是通过人与人之间身体运动能力的相互抗衡而潜移默化地融入到人们的社会生活之中的。通过竞技体育活动的开展,尤其在有不同学问背景参与的赛事中,能够在通过竞技本身而产生更多接触和沟通,有助于消弭隔阂,消除争端和分歧。

2 我国竞技体育社会价值的异化

2.1 政府管理中的越位和缺位

“举国体制”引导思想下,竞技体育管理方式是主管体育的中央行政机构(即国家体委或国家体育总局)统一管理,上级机构对下级机构逐级指令的垂直管控模式。这种模式的大背景下,政府对竞技体育领域的管理中常常出现越位情况,且政府成为竞技体育的唯一评价审理机构。且评审标准单一,即参赛成绩的好坏和金牌的多寡成为考核教练员执教水平高低、运动员优秀与否、体育官员政绩和地区竞技体育实力的唯一指标。在此制度下,难免存在地方政府为盲目追求比赛成绩和金牌数目,而忽略竞技体育的基础和后备,即对群众体育的发展及对学校体育的扶持不到位的情况。

从事竞技体育的退役运动员安置方面,政府在设计闭环上没有很好履行职责,出现政府职能缺位现象。例如,在以国家利益为最高目标的举国体制下进入竞技体育领域,目前,已退役的国家级运动员的生活状态整体令人堪忧。这些运动员从小离家进入到全封闭军事化管理的体校参加体育项目训练,为了出成绩拿奖牌为国争光。一旦退役转制,触及到政府管理中的盲点和真空,他们便需要承受巨大的身心落差。一方面,他们的学问程度较低,另一方面,长年累月中习得的唯一专长无法在社会中得到发挥,导致这些人再就业难,成为社会的负担。

2.2 体育社会组织发展受挤压

由于计划经济体制在中国存在时间较长,政府业已习惯于一手包揽大量经济社会事务,导致行政权力过多渗透于竞技体育领域的各个层面,如此一来或多或少挤压了社会力量自由成长和发展的空间。尽管改革开放以来,竞技体育领域内已有各类社会组织纷纷涌现,但由于政府对社会组织直接或间接的管控,导致体育社会组织背离其组织使命,承担着过多繁琐的行政事务,其组织创新活力受到抑制,组织发展空间受到挤压。不管是国家层面的竞技体育社会组织,还是各地方层面的竞技体育社会组织,其大部分都处于一种空壳状态,依附于政府,尽管个别组织在自行运作,其生存也极为艰难。如甘肃省乒乓球协会,这是一个完全靠社会力量发起成立的体育社团,从会员发展、场地租赁、再到组织比赛,都没有花费政府一分钱,通过几年运作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但他们的负责人却道出了自己的苦衷,原因是地方税务部门对协会征收13种税,甚至其租赁的办公场所征收房产税使其不堪重负。

3 我国竞技体育社会价值实现的根基

3.1 社会治理背景下政府职能的转变

治理与管理的最大区分点在于,管理强调自上而下的单向权力运作,而治理不仅重视权力来源的多样性,更加看重国家与社会层面的多方面互动、沟通、协调。基于治理的特点,社会治理可以被界定为,各种公共领域或私人领域的机构共同参与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因此,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要通过协调互动突出其优越性。

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转变,不只是一字之差,更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变革,它切实需要政府的职能发生转变。这也预示着竞技体育的传统管理模式也将发生改变,“它治”向着“自治”方式转变,一元管理向着多元共治的模式转变。竞技体育由之前国家的专属所有,国家的政治工具或手段,国家的附属品向着有自身独立的发展空间发展。大家要认识到,竞技体育是属于全民的,它也是我国学问事业的一大门类,因此,其社会价值的实现也需要发挥多元主体参与的作用,尤其是要动员政府之外的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的参与。政府职能的工作重心应该转移到提供优质公共服务和维护社会公平领域,为竞技体育社会价值实现奠定基础,也为竞技体育社会价值的实现提供了制度空间。

3.2 竞技体育多元化的发展需求

社会治理的核心在于主体的多元化。纵观社会百态,这种主体的多元化垂直分布于社会的每一个微观领域。在物质生活得到极大满足之后,人们较之以往的学问需求也呈现多元化,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利于自身身心健康的方向上。就目前而言,因观摩竞技体育而带给人们身心愉悦的娱乐性已逐渐博得了人们的广泛青睐。我国已经从在竞技体育为国夺金自豪感的时代,跨入到从竞技体育中获取更多元的身心愉悦年代。

时代发展的大背景下,单一的竞技体育发展模式已经不能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公共体育需求,竞技体育的多元化发展成为一种时代趋势,其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具有极强的公共价值表征,从内涵、特征到结构均有明显显现[6]。长期以来,竞技体育的公共价值是被人忽视的,众人更多将目光投向了其带来的国家荣誉。然而在当前,竞技体育这一显性价值的彰显已逐渐陷入困境,挖掘其隐性价值并发挥出来是突破瓶颈获得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出路。公共服务是竞技体育的应有之义,不管是通过竞技体育精彩赛事满足公众精神学问生活需求,还是通过竞技体育场馆设施推动群众体育蓬勃开展,或者是通过竞技体育精神理念培育民众核心价值观[7]。这既是竞技体育公共服务多元化的基础,也是竞技体育实现社会价值的保障。

3.3 我国市民社会的初步形成

随着改革开放向纵深处迈进,我国社会管理形式日益发生深刻变化。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总目标的确立,更是推动了中国政府与社会高度一体化的管理模式的变迁。在社会治理背景下,社会力量得到空前释放,社会组织的创造力也得到前所未有的推动。社会治理的主体由政府一元主体向包括政府、社会、市场在内的多元主体转变,其中社会主体则以社会组织为主要力量诞生。

在此社会背景下,伴随而来的是民众个人自由活动空间的明显放开和增大,市民社会有了生长的土壤,从而从政治与国家之间的模糊地带中走出来,形成自己的场域。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界限逐渐明晰起来,以居民自治为主要形式的社区自治和共治格局逐渐形成。

4 我国竞技体育社会价值实现手段

现阶段,我国竞技体育社会价值的实现离不开政府购买竞技体育服务的推广,同时,也需要推进与社会组织的合作治理,在实现多元主题的合作共治下,才能确保未来的竞技体育市场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因此,需加强政府购买以及社会对竞技体育需求之间的对接,加强政府在社会治理建设方面的投入,减少过多带有较强“管制”色彩的干预,进一步还权社会。基于此,竞技体育社会价值的实现,可以通过社区化的模式满足广大居民的体育需求,也可以通过校园化的手段吸引到优良的后备力量并服务于学校体育。

4.1 竞技体育进社区

竞技体育走进社区扎根于基层,可以有效地带动社区体育的蓬勃开展,实现全民健身全民健康的宏伟目标。与此同时,通过社区体育还能促进居民团结、社区和谐,从而发挥其社会安全阀和稳定剂的功能。“竞技体育进社区,不是一个竞技体育项目简化或者改编的过程,其涉及的面可以有很多,如何实现竞技体育与社区的有效结合,需要不断创新。就目前来看,其可从下列三个方面展开探索[8]。”其一,将社区作为竞技体育周边高科技产品市场舷窗和推广的试点。即将竞技体育领域与居民日常健身较为贴近的科技成果免费或低价地推广到社区,在增强产品市场知名度的同时,造福社区及其群众体育事业。其二,将社区作为竞技体育人文精神理念的宣传平台,依托社区,将竞技运动的激烈比赛抑或是公平竞争、有效沟通等公共精神传达给居民,培养居民的体育精神。其三,将社区作为竞技体育实现的新战场,在政府的监管下吸取社会资源的投入,不定期举办由社区居民共同参与的小规模地域性比赛。普及社区体育比赛的形式,不仅可以激发大众参与体育的热情,提供了娱乐身心的手段,而且还能深化社区居民闲暇生活的内容,建立人际交流的平台。

4.2 竞技体育进校园

目前的少体校选拔培养竞技体育人才模式已经不符合当下竞技体育发展,竞技体育进校园,从培养青少年体育兴趣为导向,广种薄收,选择具有发展潜力的运动员进行进一步训练的发展思路,成为新时期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闭环中的时代需求,也是探索体教结合模式落地的必然选择,产生的结果无疑是双赢的局面。这方面可以从国外相关经验中探寻新的实施途径。如构成美国竞技体育队伍的主要力量是大学生运动员,这些人占了代表美国在奥运赛场上争金夺银的绝大多数。在美国的学校,不管是中学还是大学,体育都在其中占据着重要地位,甚至与奖学金挂钩,因此,美国的学校体育与竞技体育之间形成了一套健全的运行机制。金字塔结构模型下的美国学校体育:地基部分为体育与健康课程、中间部分为课后俱乐部、顶尖为校运动队。首先,体育与健康课程中,在K12的中小学教学体系中,9年级以前每学期会有以项目为单元的体育课程。912年级会有健康课程。而课后俱乐部则较为丰富多样,学生的选择性较多,它一方面是兴趣的培养,一方面是技能的提高。当学生在某一单项方面达到了一定水平,且有更高水平的提升意愿时,可参加校队选拔。这样学校内的逐级选拔,让优秀的竞技体育人才有个大的舞台施展才能。再如,澳大利亚的“人才发掘”计划,该计划由州或国家体育机构组织实施,对在校学生进行体能和生理指标的筛选,并向经筛选出的天才运动员提供专项培训。我国很多学校也都成立了不同形式的体育俱乐部,定期还会有校际体育比赛,目前发展良好。如何将竞技体育嫁接到学校这一平台,在推动学校体育发展的基础上,培养高质量高水平的竞技人才,给具有优秀潜质的运动员以施展空间,建立一整套选拔、培养、输送体系,还需要学者和制定发展战略相关负责人协同努力。

5 结语

在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的大背景下,竞技体育的社会价值如何充分实现方法创新、思路创新、作风创新成了目前需要面对的主要问题。为实现多领域、多部门协同发展的目标,大家必须要遵从依托学校、扎根社区来通过竞技体育活动激发学校体育和群众体育的创造力。推崇政府购买竞技体育公共服务,将竞技体育资源盘活,并引导社会资源的加入,不仅是进一步还权于社会的体现,更是推进合作治理,确保社会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发展途径,以发挥竞技体育的社会价值。而社会治理时代的到来,为这一目标的实现提供了现实基础。以竞技体育作为引领,推动群众体育的普及,带动学校体育的创新,最终为全民健身事业和健康中国建设服务。


 

——摘自:杨建哲,孔令峰,我国竞技体育社会价值实现探析——《体育学问导刊》,2018.03

 

 

 

 

 

 

竞技体育制度变迁背景下教练员权利保障研究


国内社会转型与竞技体育的职业化运营,为我国竞技体育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职业化提升了教练员、运动员的工资待遇及奖金水平,但也助推了俱乐部、项目主管部门与教练员、运动员之间以经济利益为主的纠纷,亟待建立完善的能够公正有效解决纠纷的机制。教练员作为竞技体育发展的重要因素,在职业化尚未成熟和体育制度改革过程中,如何保障教练员权利,调动教练员积极性,实现竞技体育主管部门、职业市场与教练员的和谐共赢发展,是竞技体育管理者所亟须解决的问题。

1 我国竞技体育制度变迁

制度是社会关系中的游戏规则,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制度变迁是实现从制度供求不均衡到制度供求均衡的过程。社会经济转型和举国体制供需困境下的国家体育发展战略调整,使我国竞技体育制度由单一举国体制向举国体制与职业化共存转变,并以职业化主导为发展趋向,这一过程体现了我国竞技体育制度的变迁。

1.1 竞技体育举国体制

举国体制以国家利益为最高目标,以计划手段配置体育资源、以行政手段行使管理职权,具有集中调配全国有关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举国体制在发展阶段上经历了:1)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集管、办于一身的举国体制。2)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实体化协会,转变体育行政部门职能、政府主导、适度管办分离的社会化、产业化方向的新型举国体制。举国体制主导下的竞技体育管理训练模式,充分发挥了举国力量,培养了教练员、运动员为国增光、甘于奉献精神,使我国竞技体育获得了巨大成功,然而也产生了体育投入与产出、规模与经费、管与办等系列矛盾。

1.2 竞技体育职业化

职业化作为竞技体育市场化发展的产物,以优质的体育赛事、产品及学问服务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为俱乐部、教练员、运动员等参与者创造职业收入,具有高度的社会化、产业化特征。我国1988年足球界的职业化探索,1992年职业和股份制足球俱乐部的建立,1994年、1995年开始的足球、篮球职业联赛,以及后来相继开展的排球、乒乓球、网球、羽毛球等多个项目的职业联赛,增加了运动员、教练员收入,对竞技体育及其相关产业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职业化发展中,项目协会与俱乐部之间产权不清,管办难分及俱乐部与教练员、运动员以经济利益为主的纠纷不断显现,影响了公平竞技的体育精神,制约了竞技体育职业化发展,需在制度完善中逐步解决。

1.3 竞技体育举国体制与职业化共存

举国体制作为我国竟体体育发展的重要保障,在奥林匹克运动会等国际赛场上振奋了民族精神,促进了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在准备2020年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关键时期,仍将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仅靠政府投入的举国体制难以支撑竞技体育规模的扩大和发展的可持续性,体育资源整合配置、人才流动问题突出,乒乓球、羽毛球、体操等优势项目高水平教练员流失现象严重,影响了教练员队伍的稳定性和竞技体育的发展,制约了举国体制优势的发挥。职业俱乐部的建立和职业联赛的兴起,促进了我国竞技体育由举国体制下的体工队专业制度向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职业化制度转变,有效解决了单纯举国体制下经费投入,教练员、运动员待遇等诸多问题,起到了协调、规范各利益主体行为,发挥政府与市场对竞技体育及体育产业发展的推动作用。我国竞技体育将长期处于举国体制与职业化共存,并趋向职业化方向发展的局面,制度变迁中的教练员权利保障值得重视。

2 权利概念和教练员权利特征

2.1 权利概念

权利是相对于法律义务或责任而存在的,是依据法律的直接或相关规定,依法向他人、群体或政府的一种主张。权利是“规定或隐含在法律规范中、实现于法律关系中的、主体以相对自由的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获得利益的一种手段”。权利已由“利益主张”固化为国际规则,成为现代人类的共同价值和现代文明的核心概念。

2.2 教练员权利及其特殊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将教练员视为体育工作人员,明确了教练员的职业性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第42条列举式授权了公民的劳动权利,教练员作为职业劳动者,依法享有法律赋予普通劳动者的一切权利。教练员以职业、专业、业余3种类型的运动员为劳动对象,以运动训练为手段,以竞赛为途径,以培养竞技体育人才,获得比赛胜利为目的,将运动员的选材、训练、竞赛、管理,贯穿于自己的劳动过程,管控训练、参与竞赛、享有成绩,接受体育主管部门、俱乐部的管理。竞技体育的特殊性决定了教练员权力与一般劳动者权力比较的特殊性;运动员作为教练员的劳动对象,其竞技成绩是个人努力与教练员业绩的双重体现,二者权利表现具有共同性与差异性特征。

2.2.1 教练员权利与一般劳动者的权利比较

体育工作对象、性质的特殊性决定了教练员作为普通劳动者所享有的权利内容难以囊括并体现教练员作为特殊劳动主体应享有的权利,教练员劳动的特殊性赋予了其较一般劳动者不同的权利内涵。

1.教练员的注意义务与其权利的特殊性。《宪法》规定公民在享受权利的同时,必须履行义务。教练员的日常工作,要求其履行特定的义务,即一种侵权法上的注意义务,教练员权利的实现正是建立在对运动员训练、参赛、管理等履行特定义务的基础上。虽然在我国司法实践和体育运动中,除了少数教练员与运动员的奖金争议外,鲜有运动员对教练员过度训练或引导失误造成人身伤害诉请法律赔偿的请求,而在英、美国家,此类诉讼则多有发生。英美国家判例法从计划制定、监管实施、安全保障、状态评估、正确引导、工伤保险、紧急护理、应急预案等方面确立了教练员注意义务的独立法律领域。随着我国体育法制的健全,依法治体的逐步实施,教练员权利内涵的特殊性必将从法律规范的注意义务上得到体现。

2.教练员人际关系的特殊性。我国教练员多是以师徒、队友、师兄弟这种模拟“血缘”关系的“近亲繁殖”实现代际传承。以仪式和日常实践相结合的宗族特有亲和性,维系共同体的具体利益和组织功能,保障拟制宗族成员在权利结构中的各自位置。成员资格、领导力量、组织与行为规则、相互间的责任、公共仪式等体现了宗族特征,以权威领导的范式建构队伍稳定的秩序。建立在合作、服从基础上的教练员体系,个人权利更多体现在组织内部、行政管理等方面。权威主导下的纠纷多是内部调停,在没有决定与组织决裂之前难以诉诸到法律层面。

3.教练员权利维护的特殊性。一般劳动者可以借助规模不等的集体性劳动争议,促使劳动仲裁机构的倾向性干预,以个人争议为主的教练员权利保障难以与之相比。特殊的劳动人事关系有碍法律的适用性,突出了教练员维护自身权利的特殊境地。

2.2.2 教练员权利与运动员权利比较

教练员与运动员同为体育工作人员,竞技提升、夺标获胜是其共同的价值追求。教练员以运动员为劳动对象,承担着师者、管理者的角色,运动员依托教练员,是学习者、被管理者。在实现共同目标的过程中,双方既有建立在师徒情深关系上的高度一致性权利,又有金钱荣誉影响下为各自利益博弈的冲突性权利。在职业表现上,教练员权利主要体现在工作权、获得劳动报酬、业务提升等方面。不同类型运动员的法律规制不同,表现了不同的权利特征,职业运动员依附于俱乐部,专业运动员依附于国家,未成年运动员监护权的转移则需特殊的法律保护。在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以下简称《劳动法》)的同时,还要充分考虑竞技体育的投入、训练、竞赛、治疗伤病、分配奖金、注册、转会等诸多方面的特殊性。

与运动员相比,教练员权利主要体现在权威性、被动性和随意性3方面。1)权威性:教练员掌控着运动员的训练、比赛、管理,教练的绝对权威不容挑战,突出了其权利较一般运动员的权威性特征。2)被动性:优秀运动员具有了与教练员抗衡争论的资本,特别是世界冠军运动员巨大的个人影响力及商业价值,增加了维护个人权利的主动性,当与教练员,甚至俱乐部、主管部门产生矛盾之时,其强势地位可使教练员被迫让步,对自身权利的维护做出被动选择。3)随意性:在竞技体育激烈的竞争环境下,教练员多因球队表现不理想,而被随意替换。频繁换帅作为体育界常见现象,虽有合同约定的违约金赔付,却也突出了教练员被换岗、辞退的随意性。

2.3 制度变迁背景下教练员权利分析

由于竞技体育不同制度下,教练员所属的人事、劳资关系以及服务的主体对象不同,教练员权利又表现了不同的特征。

2.3.1 举国体制下教练员权利特征

举国体制下,教练员多在各省、市地区的专业、业余体校及国家队从事运动训练相关工作,人事关系以行政或事业编为主,受上级主管部门管理,依据职称级别获得工资收入,依据比赛成绩获得奖金报酬。教练员的训练和比赛承载着崇高的国家利益,被赋予了为国争光的使命。

举国体制下教练员权利特征体现为:1)利益延时性。运动员从接受专业训练到登上世界大赛领奖台的艰巨漫长性,决定了运动员的成长凝聚了不同时期多名教练员的共同心血,不同成长阶段教练员劳动价值体现的非即时性,教练员个人利益获得的延时性。2)学习保障性。举国体制下的教练员多来自于专业运动员,角色的转变需要不断学习,现代运动训练方法手段的快速发展需要为教练员提供不断学习的机会,体现了教练员职业权利的学习保障性特征。3)职业稳定、评价统一性。体制内教练员具有稳定的人事关系和较为统一的职称评审制度,人员调动须经主管部门批准,很多教练员能够在同一单位工作至退休,体现了教练员权利的职业稳定、评价统一性特征。4)工作多重、管理协调性。不同类型教练员还承担着运动训练以外的运动员选材、生活管理、思想教育,协调处理与主管部门关系,为训练成绩提升创造必要条件的管理协调工作。5)国家集体利益至上。举国体制下的教练员以国家集体培养、为国家集体服务的理念,将国家集体利益放在首位,不计较个人利益得失,教练员权利建立在遵守国家集体权威的奉献个人义务基础上。

2.3.2 职业化下教练员权利特征

职业化下,教练员与职业俱乐部关系建立在以成绩为尺度、经济为纽带、契约为保障的基础上。职业体育突出的资本逐利特征,将竞技体育的非赢即输表现的淋漓尽致,以胜负评价教练员水平、决定教练员奖金待遇及去留问题,职业表现影响着教练员的权利实现。职业化下教练员的权利特征体现为:1)突出的获利性。虽然不同体制下的教练员都是以训练竞赛为劳动方式,以获得物质报酬来维系个人及家庭生活,市场化程度高的项目优秀职业化教练员的薪资往往要数倍于体制下的教练员,突出了获利性的职业特征。2)更强的专业性。职业化的教练员劳动对象多是高水平运动员,高强度的专业性训练和每赛必争的高标准、大密度赛事决定了职业的更强专业性特征。3)频繁的流动性。职业教练员与俱乐部的劳资关系以契约为保障,以成绩为评价标准,如双方因预期成绩或报酬难以达成一致,随时可能依法解除合同,职业俱乐部教练员更换频繁、流动性强、稳定性差。4)巨大的身心压力。职业比赛更为激烈的竞争性,比赛结果与教练员待遇及去留问题联系的更为紧密性,使教练员承受着巨大身心压力。5)个人利益至上性。职业化教练员以实现个人价值,追求个人利益为出发点,总在选择能够展现个人才华,获得最大报酬为服务对象。体现了契约下的劳资共赢、注重自我、个人自主发展的职业权利特征。

2.3.3 举国体制与职业化共存下教练员权利特征

举国体制与职业化教练员人事关系的事业与企业所属、固定与契约的劳动报酬保障、职称级别与成绩贡献的评价标准、国家集体与个人价值追求等方面的差异,决定了不同制度下教练员的不同权利特征。举国体制与职业化共存下的教练员权利体现了共性、特殊性、矛盾性的特征。1)共性特征。教练员运动训练工作的一致性,决定了任何制度下教练员权利的共性特征。如:高竞技水平突出了训练的专业性,冠军的唯一造就了竞争的激烈性,决定了教练员劳动共有的较强专业性、竞争激烈性、压力巨大性、不断学习性、科学系统性等特征。从业人员的规模性,决定了权利的群体共性。2)特殊性特征。教练员工作性质、权利表现都打上了深深的体制烙印,具有鲜明的体制特色,体现了不同体制下的特殊性特性。如:体制内工作的相对稳定、调动申请审批性,体制外工作的更替频繁、双向自由选择的权利特征。3)矛盾性特征。举国体制下,教练员的训练和比赛虽然承载着国家利益,被赋予为国争光的使命,却难以等同于战争、自然灾害等危害公民生命财产安全及国家稳定的社会紧急状态,不能以履行“紧急状态下义务”的名义,对教练员进行强迫役使。体制内教练员待遇的多方制约与自主灵活的职业化教练员比较中的非均衡性矛盾难以妥善解决,容易影响工作积极性。

3 教练员权利保障

权利保障作为权利实现的条件,抒写了现代法律的发展史,是现代法律运作和发展的轴心,是宪法存在的基础和国家正当性的来源之一。实现教练员权利的有效保障是维护教练员权益和竞技体育持续健康发展的需要,应从教练员权利保障的问题、法律途径入手,实现对教练员权利的有效保障。

3.1 教练员权利保障的问题

3.1.1 教练员权利保障的既有理论研究

目前对教练员权利保障密切相关的理论研究较少,体育行业协会自治及修改《中华民发共和国体育法》(以下简称《体育法》)的相关研究也缺少对教练员权利保障的关注。文献检索结果显示,教练员相关研究内容虽然广泛涉及了教练员的职业准入、培养模式、绩效评价、心理状况、职业地位、人力资源开发、学问教育学习、发展对策等,但多数文献对教练员的付出要求远远多于给予,更多的是强调教练员个人的付出,缺少对教练员回报的关注,众多涉及教练员岗位技能培训与业务能力提升的论述,也是以实现教练员能够为竞技体育做出更大贡献为出发点。在教练员职业权力问题上,有研究者将教练员职业等同于一般职业,缺少对教练员职业性质、工作对象、评价机制等的特殊性认识。现今,行政与契约、集体与个人、不同利益主体在交集碰撞中折射的付出与回报、成绩与评价等系列问题很容易使教练员权利受侵,积极性受损,阻碍了个人与集体的和谐共赢发展。如何构建多层次的权利救助机制是保障教练员权利的重要研究任务。

3.1.2 教练员权利保障存在的法规问题

在先裁后审、或裁或审、部分裁部分审的劳动纠纷处理制度下,通过协商、调解、仲裁、诉讼的方式处理劳动纠纷,是劳动争议处理裁审关系的国际模式。为了兼顾仲裁与诉讼两种机制的优势,保证“三方原则”实施,我国目前的劳动争议处理采用“先裁后审”“一裁两审”。“先裁后审”意欲发挥劳动行政部门代表的半官仲裁机构的权威与专业特征,实现仲裁的公平正义,减轻司法负担。“先裁后审”的冗长程序却易于使劳动者权利在机构推诿下,获得“迟来的正义非正义”,弱者甚至因用人单位恶意穷尽劳动争议的“一裁两审”而被拖垮。依据《劳动法》,当与体制外教练员发生纠纷的主体是俱乐部或所在单位时,可以利用劳动仲裁,而当与教练员发生纠纷的是不属于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关系的体育行政主管部门或行业协会时,劳动仲裁则无法适用。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虽然在《劳动法》程序框架内进行了变通,将“一调一裁二审”变成“三调一裁二审”,主张“一裁终局”“逾期未受理和逾期未裁决”等诉权救济,扩大了受案范围、规范了仲裁程序、期限。然因其适用范围所限,对现有“一裁两审”“先裁后审”的多头管、重叠审等问题难有根本改变。如在劳动报酬争议问题上,为免去仲裁、诉讼的时间费用,劳动者可持调解协议向法院申请支付令,而督促程序的异议制度及法院形式而非实质上的审查,常导致争议又回到漫长的诉讼程序中。在第47条规定了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但以12个月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为限额,显然要低于一般教练员与主管部门的争议金额。以吸纳和消解集体性劳动争议为主要目标的“分类调解”和“大调解”,将教练员个人权利保障置于重点关注范围之外。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以下简称《劳动合同法》)总则提及的“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虽然呈现单向度保障劳动者权利的照顾弱者倾向,却被赋予了更多的行政干预手段。教练员非企业编制的身份决定了在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由主管部门导致自身利益受损时,不得不考虑行政干预对自身的利害关系。行政部门的调解、调停在兼具公私法性质的劳动争议处理中虽能发挥毋庸置疑的作用,而公权对私权的干预就像双刃剑,一方面能够保护弱者,另一方面又将影响契约自由。

《体育法》虽然规定了体育仲裁是解决竞技体育纠纷的法定途径,但是,一方面受制于相关法律冲突,另一方面,长期举国体制下的行政干预,没有出现因体育纠纷的外显激化而威胁正常体育秩序的困局,建立体育仲裁制度动力不足。内部解决体育纠纷体现在协会章程上,而以《宪法》《体育法》等为依据制定的单项体育协会章程,多是具有公共管理条例特征的法定及授权条款。对以非诉讼、仲裁、诉讼等形式寻求外部公力救济的规定欠缺,且存在排斥司法倾向。教练员、运动员等内部成员话语权弱、利益诉求反映小,以内部仲裁、实行委员会为最终裁决的争端解决路径窄,且有悖我国有关法律精神和国际惯例。缺失的监督机制及过于简单的仲裁程序,扩大了随意操作、自由说明的空间,申请仲裁的申诉权实现困难。在内部救济方式和体育仲裁用尽之时,以司法介入,借助国家公权的行政诉讼保障权利,虽被很多体育发达国家所认可,在我国也具有合法与合宪性,而实践中法院却常因对协会等行政诉讼主体资格认定争议,导致司法审查和行政复议困难,而不予立案。

在教练员权利保障的外部法规有待健全、司法介入困难,内部体育仲裁制度尚未建立,现行处理机制对主管部门否定性要求缺乏、行政权威难保公允,各方利益诉求平衡困难的情况下,教练员权利容易陷入内部难以保障、外部不予介入的两难境地。

3.1.3 教练员权利保障的具体情形

教练员与主管部门、俱乐部的争议纠纷,在行政主导下的解决机制难保公允,项目协会自治机制缺乏、无仲裁权,教练员常因考虑到诉诸司法的困难及对自身发展影响,而不了了之。在现实中,有行政主管下的体工队在对外借教练员所获租借单位高额奖金寻求再次分配中,双方难以达成一致,以行政手段对教练员进行停职,纠纷解决困难,教练员权利保障受阻的情形。也有职业化下的主教练状告俱乐部无视全保障合同的不合理转岗辞退,项目协会因没能发挥相应的自治调解作用而受质疑,缺乏法律专业引导的全保障合同对国内法律的适用面临困境的情形。

由于教练员权利受侵呈现的体育专业化特征,导致实现教练员权利诉讼程序的欠缺而突出了体育主管部门行政行为的特质,主管部门的行政行为因缺乏完整健全的程序规则,使教练员权利在寻求公权力保障的实践中难以落实。在现代法治国家,实体法和程序法规范作为“提之为据诉诸法院的根据”呈现辩证统一关系,影响着权利的可保护性。以上事件情形,正是因为缺乏兼顾教练员这一特殊群体相关权利的法律实体与程序保障。在竞技体育制度变迁中,如何根据教练员职业纠纷的特殊专业性,通过健全的权利保障机制和法律实践上的专业合同签订、救济上的专业介入,保障教练员工作上的决策权利,报酬上体现自身价值贡献的褒奖权利,实现教练员的利益和自由,是接轨国际和竞技体育良性发展的需要。

3.2 教练员权利保障的法律途径

法律对权利保障是指通过法律的权利确认、义务承担和责任追究机制来实现权利,它包括实体和程序两个维度的保障,而程序保障又可分为救济程序和对公权力的程序制约。

3.2.1 教练员实体权利的法律保障

实体权利规定了法律予以认可的利益主张。虽然教练员作为劳动者,依法享有《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对其实体权利的保障,但相关法规缺乏法律实体规定的原则性表述,难以体现教练员区别于一般劳动者的职业特殊性。修订实施之初即收到几十万条反馈意见的《劳动合同法》,健全性有待加强,其无差异刚性条款对不同企业、员工的特殊性都未有全面详尽考量,教练员仅在概念定义上等同于一般劳动者,其职业的特殊性更难以在无差异条款上得到体现。《劳动合同法》缺乏对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规定,难以从体现教练员职业特殊性的角度,约束职业体育的随意频繁换帅。

不仅相关法律无法针对教练员职业的特殊性,更好实现教练员权利保障,在教练员的内部职业保障方面,也缺乏相应的体制保障和规范性合同保障。我国在教练员的培训和管理制度上,对教练员的职业准入,职称晋级、职业考核,没有类似国外教练员协会统一组织,按照统一制度标准进行,影响了教练员发展。在教练员的工作上,体制内优秀教练员的奖金待遇受制于体制内的劳动工资关系,难以与同等条件下职业化教练员相比,层层把关的行政管理体制限制了教练员流动。职业教练员合同的规范性缺乏相应法律的明晰规定,俱乐部对教练员的聘任、辞退、工资奖金等方面缺乏明确详尽的规章制度。对教练员选材、训练、竞赛工作的非专业性干预,对教练员去留问题的个人化独断专行时有发生。

国外对教练员合同与解除有着不同规定,意大利足协、教练员工会、职业联赛的集体谈判协议规定俱乐部在合同未到期解除教练员后,应当支付原合同薪酬,教练员也不能与其他俱乐部签约。英格兰足球教练与俱乐部必须签订包含系列标准条款的书面合同,虽然教练员也可以到民事法庭对俱乐部要求责任赔偿,而经理(教练员)仲裁院却是解决纠纷的首选。阿根廷足协制定集体谈判协议条款,严格限制俱乐部侵犯教练权利,教练与俱乐部之间必须签订由其提供的至少6个月期限的标准合同,将俱乐部是否支付教练相应的报酬作为与其他教练签约的条件。为避免因体育竞赛的成败给教练员强加了过多责任而被替换,球队是否赢球,作为国际球员身份委员会判例的一个常见规定,不能成为俱乐部辞退教练的正当理由。

法律的有关规定及行为人对法律规定的了解、同类案件判决的惯例等法律常识,能够增强行为的法律后果预见性,以法律的“定分止争”功能实现对他人利益主张和自身法律义务的理性行为选择。然而,在法律相关规定不充分的情形下,教练员缺乏对自身职业行为选择的参考依据;奉行于行业的传统“师道尊严”影响下教练员与队员师徒关系的不和谐表现,不仅对运动员造成了伤害,也使教练员名誉受损,影响自身权利保障。因此,需要从法律实体上明晰教练员、运动员、管理者等竞技体育各因素的相互义务权利,以竞技体育职业规范的形式约束各自行为,以防职业失范、精神失尚、工作失勤、岗位失爱、师徒失情、义务缺失、创新倦怠等行为发生,促进教练员权利保障。

3.2.2 教练员权利救济的法律程序保障

程序是公民宪法权利保障的先决条件和必要手段,为公民宪法权利的保护、救济、实现提供了具体可操作的途径方式。程序保障最大的追求莫过于程序正义。程序正义的功能主要就是救济权利,它是实体权利实现的前提。保障教练员的权利,应确认教练员权利受侵的“可诉性”,以便公正及时审判和获得法律救济,建立教练员权利受侵后的纠正、恢复、补偿、赔偿等救济程序。法律还应当赋予教练员在权利受侵时主张自己权利的权利,特别是在现阶段相关法律并不完备的情况下,应加强对尚未被法律具体化规定的教练员权利救济措施,而立法机关也要履行相应的立法责任。

国外非诉讼争议解决机制的高效作用发挥与我国涌入仲裁和诉讼领域的大量劳动争议案件形成鲜明对比。英国的“咨询、调解和仲裁服务局”能将95%以上的劳动争议案件化解于就业法庭之外。德国通过便捷有效的调解、听审,审判解决劳动争议,以具有法律背景的职业法官和熟悉内部劳动关系的名誉法官保证裁判结果的合理性。独立性与权威性兼具的体育行业自治是美国体育发展的动力,美国4大职业体育联盟以对劳资双方权利义务关系详尽规定的劳资协议、合同条款,保障双方权利,促使劳资纠纷能够在行业内部解决。俱乐部与教练员难以继续合作下去而提前解约时,教练员既有通过协商拿到违约金的,又有通过内部仲裁获得俱乐部赔偿的。司法手段以外,遵循正当法律程序的体育仲裁成为国际体育界及职业体育发达国家热衷的纠纷解决方式,体育仲裁庭替代普通法院受理体育纠纷已成为国际惯例。可借鉴国外内部仲裁与外部司法结合处理体育争议的程序原则,促使体育行业组织向仲裁机构的独立性、组成人员的专业性、当事人程序权利的合法性、减少行政干预性方向努力。

依据《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体育法》《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等法规成立的单项体育协会是负责管理有关项目一切事务的非营利性社会团体法人,是一种人合组织体。体育行政主管部门应依法完善强化项目协会的自治功能,建立在整个行业被高度认可的保障教练员权利的政策法规,以能够全面预测双方有可能发生纠纷的详尽专业化合同,规范约束当事人行为,避免因合同的专业规范性欠缺或事先约定不足而出现歧义性条款。针对体育争议较强的专业技术、政策性特征,可吸入体育法学代表参与审理,以便捷高效的审理程序,实现纠纷解决的公正及时,既可弥补专门性法律规定的不足,又能将其作为一旦诉诸法院审理案件的依据。

体育仲裁制度值得引起重视。体育纠纷的较强专业技术性特征,使得诉诸一般地方法院困难重重,且面临严格法律程序下的时间成本。教练员权利相关的体育纠纷与传统商事纠纷不同,一方面个人意愿上不希翼普通法院受理,另一方面,除非重大违法犯罪行为发生,虽然司法的适度介入能够提升体育行业协会自行处理纠纷的中立公正性,但因法院无法为兼具公私法关系的体育行业纠纷找到合适的案由,故常以不符合立案为由拒绝介入。我国现行体育实践发生的行业性纠纷迫切需要加强体育仲裁制度建设。应依据我国相关法律,参照国际规则和国内外体育组织章程,制定能够以公正程序平衡行业自治和司法监督的体育仲裁条款,建立独立于体育组织之外,效率与公正性兼顾,奉行普遍正义原则的体育仲裁机制。实践中可将体育组织的内部调解作为体育仲裁的前置程序,借鉴国际体育仲裁的简易快速程序,设置中国体育仲裁的快速程序,解决单纯依靠体育组织解决纠纷的局限性和诉讼程序的复杂性问题,保障教练员权利。

3.2.3 教练员权利的保障和对公权力的程序性制约

权利的法律意义在于保护个人利益免受他人侵害。通过合理的程序限制和公权力制约,构筑教练员权利保障的防御体系,明确教练员主管部门行政权力存在的前提,依据其运作程序的权力分工和相互制约,以规范化、中立化的治理,避免权大于法、权力滥用而使教练员权利受到不法侵害,实现教练员权利的程序保障。

在教练员选拔、专业职务评聘上,依据现设的教练员职务等级标准,从个人经历、成绩、综合素质等多方面,为教练员竞聘、选拔、评价制定好合理的量化指标,从教练员自身训练任务完成状况、体现教练员自身道德行为的工作关系、个人学习科研创新及运动员个体未来发展、比赛管理等多方面因素综合分析,建立健全教练员绩效的评估体系。对教练员的业务能力、成绩承诺、实现程度提出明确合理的具体要求,保证优秀的教练员人才能够公平、公正的晋升相应专业技术职务。

在教练员未来职业的发展上,构建教练员专业发展的培训、运营、评审、监督、保障体系,全面提升教练员的专业常识技能。充分发挥地区优势,建立合理的教练员流动机制,以培养方、教练员、接受方三者共赢为宗旨,通过租借、互换、一次性买断、协议交流等形式实现教练员的合理流动。针对在我国竞技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高职称的优秀教练员明显高于竞技水平相对低的西部地区,东、西部差距明显的不均衡发展现状,充分发挥体育主管部门的调控功能,建立东、西部共赢的双向联动机制,通过任职调动、挂职锻炼、长期支援、短期培训等形式,让东部优秀教练员走出去,西部有潜质教练员走进来,促进东、西部教练员流动。既能够给教练员提供更多锻炼机会,促进教练员个人未来职业发展,又能够带动地方竞技体育水平提升。

在教练员与主管部门的奖金分配上要有明确细致规定,兼顾双方利益,能够在调动教练员工作积极性,体现教练员工作价值上,实现双方共赢。在竞技体育行政管理依然发挥重要作用,职业市场浓厚商业氛围及巨大经济利益对人才吸引力不断增长的现实状况下,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碰撞中折射的教练员合理化流动、契约化管理、利益博弈等问题急需尽早出台相应法规制度,围绕可能发生的纠纷制定前瞻性规章制度,避免无章可循,利益俱损。在教练员人力资源利用上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通过合理的教练员人才流动,实现供需平衡,有效解决稀缺与积压并存问题。

4 结论与展望

教练员权利实现取决于主管部门、俱乐部、教练员团队多方利益的博弈结果。体育争议纠纷的特殊性,使得解决一般劳资纠纷的劳动法、仲裁法、诉讼法等法规的普适性存疑,我国劳动仲裁的裁审关系难以兼顾教练员职业的特殊性,对行政手段过多依附导致的公权对私权干预,影响了契约的自由性。教练员权利保障关注度低,理论研究与法规制度欠缺,司法介入困难。司法实践中,法院在恪守专业性、技术性判断不介入原则的基础上,应加强对纠纷中的程序性问题审查干预,坚持国际“用尽行业内部救济”解决体育争端的通行做法,从实体及程序方面实现对教练员权利的法律保障。

在竞技体育制度变迁背景下,行政化管理的教练员面临体制转型,体育行业内部自治机制将逐步建立,协会章程必将随着依法治体的实施和体育市场化管理的逐步规范而不断完善,为教练员、运动员的权利保障提供便捷有效的解决途径。教练员侵权行为补偿处罚的实施困境也将渐进突破,并将由行政化向契约化转变。随着体育仲裁舆论氛围的培育和单项体育协会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在相对独立体育仲裁机构方式的试行与探索基础上,建立体育组织之外的独立民间体育仲裁机构将指日可待,教练员维护自身权利的途径将随之逐步通畅。


 

——摘自:巩庆波,吴瑛,胡宗媛,竞技体育制度变迁背景下教练员权利保障研究——《体育科学》201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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